司马迁
看《文人那点子事儿》也许你会联想到《明朝那些事儿》，但书名的近似不过是一种策略。《明朝那些事儿》写的是一个朝代的历史，，而且加入了小说的笔法，既然有小说笔法，那肯定会有虚构、演义，甚至戏说的成分。而《文人那点子事儿》更像是黄仁宇（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著有《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的笔法，黄仁宇是将历史分成小切片，通过考察和分析历史细节，挖掘中国历史更深层的含义和价值。而《文人那点子事儿》的作者王洪江是将自己感兴趣的中国古代的文化人物，从历史中择出来，并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研究中国文人整体的际遇和变迁。
作者虽是写小说出身，可他没有虚构，大多有史实的根据。所以对他来说这部作品是一种新的文体尝试，而作为一个文学写作人来说，这本书又像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历史学家多半关注历史中的政治人物——帝王将相，而对有关文人和所谓知识分子境遇的笔墨甚少，对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思想、情操，以及在文化上的延传等等记录的相对简练、概括，所以王洪江的这部非小说化的文人传记作品，它显示的意义非常独特。
《文人那点子事儿》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从驳杂的混沌的历史事件中思考和梳理出一些被后人忽略甚至遮蔽的细节。它注重人物与社会、人物与人物的矛盾的或者说是因果的关系，并且在世界文人史的背景下进行比较、分析、推演，尽而得出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结论。
书中我感兴趣的是司马光这个人物。我们知道，在宋朝历史上，他是个坚决的保守派，但是他编纂的《资治通鉴》却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执政经验。他编纂该书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和警醒皇帝不要成为亡国之君，但是，在成书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历代的皇帝亡国的照样亡国，昏庸的依然昏庸。书中将司马光与法国19世纪的伏尔泰做了比较，他编纂的《百科全书》成为欧洲思想解放的启蒙教材，推动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两种类似的书，却有不同的作用和命运。作者认为司马光的著作选错了读者对象，虽然判断有些简单，但却一语道破了两种书和两个作者的不同境界，一个是为皇权服务，一个是为了唤醒民众，而两种体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也造就司马光悲剧的命运。
司马光
书中说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有独立人格的文人。我却不以为然，我觉得司马迁才算的上是中国第一位有独立人格的文人。虽然他没有像陶渊明一样出世归隐，甚至屈辱地苟活在皇帝的屋檐下，但是他的精神是独立的自由的，他的《史记》就是独立人格的最好体现。在当时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中，他能够独立思考，成一家之言，在书写先皇刘邦和悲剧英雄项羽时，能事实求是，褒贬鲜明。从这一点上说，司马迁的意义绝对超越了陶渊明，更超越了同为史家的司马光。他不是为皇帝为一朝而修史，而是为后世留下真实的历史见证，他没有逃避现实，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正视历史和现实沧桑变幻。
《文人那点子事儿》对汤显祖与蒲松龄的分析也非常有意思。将汤显祖与同时代的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比较，将蒲松龄与丹麦童话之王安徒生进行类比。汤显祖只写了“临川四梦”，而莎士比亚却留下37部戏剧，无论数量和质量，以及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两者都不可同日而语。而蒲松龄与安徒生的差距在于安徒生的自信与蒲松龄的自卑。安徒生坚信自己的写作是“不朽的工作”，而蒲松龄虽然写出了《聊斋志异》这样不朽的作品，却到死羞于向外人启齿。这种差异虽然根源于社会体制、历史环境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但是对文学和人生意义本身的不同理解和追求，才是导致他们创作生命两种不同归宿。中国的这两位作家最后都是底气不足，原因是他们都被对仕途和功名的渴望所累，最终落得江郎才尽，令后人抱憾。所以作者王洪江将两者命名为“业余作家”，而认为莎士比亚和安徒生才是“专业作家”，还是有点道理的。在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文学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是丧志的玩物，而加官进爵才是正道。由此我联想到国内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不少作家的相同命运。一旦做了官或者一门心思想做官的时候，文学便成了他们的摆设或者资本。所以，对官本位的追求着实毁了不少中国作家。
历史学家常说：对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不能超越或者摆脱那个时代的标准，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做出判断。《文人那点子事儿》不是历史著作，所以，我们容许它将历史和历史人物放置到今天，甚至用现在的个人化的眼光和标准来考察、分析、比较、判断和推测。王洪江用一己之力，遍访书中人物的故地，将亘远的他们如此近距离地演示给我们，并给我们以别样的思考，我们有理由宽容作者的某些探索、甚至可能的偏执。因为，它就是一部历史人物的随笔。
(已发《文艺报》2009年10月24日，有删节，《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2月18日全文发表)
(此文系在《文人那点子事儿》一书研讨会上的发言，《文人那点子事儿》群言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伏尔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