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调》（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作者千夫长是蒙古人。他出生于古老的科尔沁草原，如今却生活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商业前沿——深圳。他的小说更是与现代化这个词格格不入，他的小说地理是远隔几千里之外的故土草原，而且这片草原又与现今的草原已经相去很远，甚至面目全非。假如你根据千夫长给你提供和描写的草原去寻找那个地域和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如同北京的蒙古族画家朝戈所画的草原，那只是他记忆中的草原，或者说是梦中的草原。这种强烈的反差，足以产生某种文学和历史的张力，也足够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好奇。
几年前，我曾经看过千夫长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红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我被他神奇的想像力和饱满的激情所折服。人与马两个不同的灵魂，却又生死相依，彼此观照。作品表达了蒙古人对马、对草原、对整个自然的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情感，令我怦然心动，也由此让我对我们民族发源和依托的那片浩瀚的游牧之地，有了重新的认识和渴望，并开始对自己血液深处的民族精神进行思索。从这一点上说，《红马》和《长调》给我们的草原应该是纯粹的，也是崭新的，它是遗忘后的重现天日。
我常常想，为什么许多关于草原的作品引不起我们的共鸣和激动？因为它给我们提供的对应物和想象不对，他们的草原或者没有气息，或者没有情感，多半是浮光掠影的走马观花式的表面幻影，激发不起我们的感官、精神和想象功能的反射。而千夫长的人与物却是实实在在的，饱含感情且发自灵魂的一种经验返照，他把我们惯常以为不适合写进小说的事物，仔细而逼真地发掘出来，使我们产生既熟悉又陌生的惊喜感。写小说如同生活，那些我们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其实早就落了俗套，而我们常常感觉微不足道的事物，却是小说的法宝。千夫长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草原，一个被我们遗忘的、有血性的草原。草原终于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复活了，它有了最初的色彩，有了牧草的味道。这是千夫长的功劳，也是他的天才所致。
对叙事方式我们经常分成客观叙事和主观叙事两种，我想在谈论千夫长的小说时借用一下政治术语，就是把已经被我们用滥的所谓的客观叙事和主观叙事转换成民主叙事和专制叙事来理解。所谓专制叙事就是作家不是倾听和准许小说中的人物自发地诉说和行动，而是强加甚至是臆断他们的意愿，有时候还带着长官的意志，以至压制了人物的呼声。而民主叙事，我以为是作家让人物自己站出来说话，他与人物和场景同呼吸共命运，不夸张他们的品质，也不掩饰他们的缺点。让人物在小说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有个西方作家曾经说：不是我在写小说，而是小说在写我。如果用这个逻辑谈千夫长的小说，我可以这样说，是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在引导和完善着他的小说，也引导和完善着他这个人，作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最多是一个主持者。
如果说，歌唱家滕格尔把草原比作天堂，那在作家千夫长的小说里草原便是失去的天堂。正如罗兰·巴特的慨叹：“小说是失去的天堂。”因为天堂只有失去之后才可能存在，就像旷野的回音，像醒来的梦境，它生存在人们的记忆、惋惜和小说的字里行间，然后才慢慢被后人神话并且流传开去。我在开头部分已经说了，现在的草原已经不是《长调》中的草原了，也不是腾格尔《天堂》的歌中的草原了，那个草原只在千夫长的小说中，在阿蒙、雅图和阿茹这些人物的童年里，甚至在作家无法诉诸文字的想象中和梦幻里。所以，如果让我选择我喜欢的草原，我宁可信赖和憧憬《长调》中的草原。
《长调》的表层主题是寻找父亲，这是不少中外经典小说的共同母题。但在这里它却是个象征或隐喻。往大了说，它是对民族历史和精神的寻找，这个我也许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但今天，我只想把它的落脚点放在对自我的探寻。就是说作家通过“寻父”这一深广的古老的母题，寻找着自己、自我和自身生命的归属感，而正是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一个懵懂的迷惘的草地男孩成长、蜕变、成熟、恋爱，而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蒙古男人。当然，这个男人不是传说中顶天立地众望所归的英雄，而是一个普通的离我们的期待最靠近的可爱的男人。
故事是这样展开的，一个蒙古男孩（阿蒙）从乡下草原来到小镇，为了寻找父亲——一个曾经是活佛的父亲。此时父亲已经被迫还俗成了旗歌舞团的长调歌手。由于政治和时代的变迁，父亲在活佛和歌手、神与人之间变换着角色。可在阿蒙的心目中，他需要的就是一个父亲，而不是被众人膜拜的佛，他寻找的是能与自己亲近并且只属于自己的父亲。失踪多年的父亲，造成了一个孩童“无父”的心理和生活的真空，他就是在这种真空的却又是沉重的压抑的氛围中放任地生活长大，感受着三个女人不同的爱和关怀——母亲、表妹雅图和情人阿茹，尤其在阿茹身上，他品尝到了神圣的男女之爱，以及伴随的甜蜜的煎熬。
放弃练习马头琴，改学长调，也是阿蒙寻找父亲的过程和目的之一。在这里，长调已经不光是发自草原独有的深邃苍凉、悠长不绝的声音，更是他与父亲血脉连接和生命延续的一个纽结，同时也是他与尘世隔绝、独自静思的一个托寄。小说写道：“长调从我的口腔飘出，就像风从草原走过。我一下子就能与大自然共呼吸了，匪夷所思，简直神奇极了。”“我不由自主地唱起来，很快冲破空旷悠远，像有一种寻找回来了丢失的牧群的感觉，晃晃悠悠，辽阔的草原铺展在我宽阔的胸膛，我就和草原融为一体了；一会儿就乌云密布，风雪飘摇裹挟着我，太多苦痛和悲凉涌上心头，我还是用力冲破了苦难；阳光就暖洋洋地照亮了起来。我身心舒畅、痛快淋漓向上飘升，感到有一股慈悲、空灵的力量在我的周身旋转，抚慰着我绸子般的心肠。我感觉到了佛在抚慰我。……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长调了，长调就是草地上的生命发出的原生态的声音，是夜里大自然的风教会了我唱长调。”长调是少年阿蒙面对生活，舒解青春阵痛的伴奏，是寻找父亲征程的游吟。正是在这种痛苦而又欢乐的寻找和歌唱的过程中，使这个少年也使我们读者触及到了蒙古长调的精髓。长调是抒情，也是叙事；是发泄，更是呼喊；是欢乐，也是难以言说的忧伤。
小说的结尾让人尤为震撼。无意中，阿蒙发现了失踪多年的父亲。他圆寂在厕所的屋顶，人虽然已经成为干尸，可头发依然在生长，长长地，柔软、乌黑，像自由摆动的马鬃，像风中摇曳的柳丝。我起初对父亲死在肮脏的粪便之上百思不得其解。写到这里，我才猛然领悟。佛视尘世和功名如粪土，阿蒙父亲圆寂是否可以看做是他对那个乱世的态度呢？于是又想起“出淤泥而不染”的句子。或许又如苏东坡与佛的对话中所悟，心中有佛眼中便是佛，心中有粪瞧什么都是大粪。看来活佛在归天时也不忘回首嘲笑一番深陷俗世而自鸣得意的吾辈们。
也许是与作者同龄的原因，在他的小说中，我能看到那个时代草原的所有因素。那个我熟知却永远逝去的童年之梦。湛蓝的天空，蜿蜒的河流，散落的畜群；每一根草叶，每一枝野花，还有隐藏其间的各种昆虫、飞鸟和土拨鼠。他让我贯通了回忆的闸门，童年那些魂牵梦饶的往事，还有那一个个刻骨铭心的细节，奔涌而泄。这些几乎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让我久久无法释怀和平静。某中程度上说，这个小说可以作为那个时代一个少年成长的最精确的印记，我们有那么多的共通的东西，我相信这个共通的东西，绝不是我和他所独有，而是那个时代所有孩子的共同的财富和代价。这不光是时间和空间的类似，还有情感以及对生存、成长等诸多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认同。
草原记忆是千夫长写作的诗意来源，也是他精神家园的一个永久的意象之根。他用他的小说，用他的草原寻找和回望着远逝的美，他试图恢复和挖掘记忆中最纯粹的草原精神和文化。蒙古族画家朝戈曾说：“人性的非常宝贵的部分，往往隐藏在这些边远的民间，或者隐藏在奇特的游牧生活中。”他认为这种宝贵的东西，就是“本质的善”，人与人彼此信任、依赖，没有猜忌，具有真实的安全感和共识的快乐。千夫长虽身居都市，却将心灵中最珍爱的部分永远地留给了草原。他的笔触追寻的是人类生活中已经或即将逝去的最古老最原生的生命形态。恰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草原文化的教养使他对人与世界具有迥然不同的理解，这种因素是一种无形的动力，推动他在历史深处去寻找人的伟大与光荣、理想与信念，用极具特质的才华把人类丢失的珍贵还给了当代。”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这句话，今天我必须再次重复。
《长调》最终是一首挽歌。一首草原的挽歌。一首时间的挽歌。正如长调这一歌唱形式一样，它是奔涌在蒙古人血管里的音符，是距离大地最近的声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艺术，是心灵对心灵的直接倾诉。
（此文已发《文艺报》2008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