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文学》工作时，经常在文联的春节联欢会上见到雷加先生，只是远远的看，没有说过话。但是知道他是延安时期的重要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不少作品问世，可惜我真的没有怎么读过他的作品。后来因为编辑他的新书《生活的花环：雷加文学回顾》，看了他的一些作品，感觉颇有收获。

    这部书是由北京作家协会资助，雷加先生的女儿刘甘栗女士编选的，收集了他从事写作七十二年来的心得和代表作品，其中包括他21岁时写的处女作随笔《最后的降旗》以及我比较喜欢的短篇小说《一支三八式》等，约31万字。《最后的降旗》写的是“七七”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在北京沦陷之前撤离的一段往事。当时，日军的炮火围困了北京城，中国的军队、警察全都早早撤离，只是剩下无辜的百姓和学生。准备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们看着学校的国旗在硝烟中徐徐落下的一幕，让人哀伤和悲愤。

   《一支三八式》是雷加先生非常独特的“抗战”小说。他在《与生活同在》的一篇创作谈中曾说：这个故事是直接从前线得来的。“它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刚刚离开火线，带着心灵的颤动甚至是肉体的创伤，向我做内心的叙述，另一种是由部队首长或宣传干事转述而来。”小说写的是一个排在战斗撤退时，六班长没有退下来，战士们非常不安。有人担心六班长的生死，有人为六班长带着的一支最新型的三八式枪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感到可惜。我们知道，在战争年代，人虽然重要，但是一支好的武器更重要，何况那支枪还是全班最好的枪。为了寻找六班长，也为了那支三八枪，战士曹清林一个人再一次爬上那个山头。想不到曹清林到了那个山头后，无意中担当了掩护右翼五连的撤退任务。他终于找到了那支三八枪。他用这支枪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以一个人的生命代替了一个连的兵力阻击了敌人。人们只能在山下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那支三八枪的清脆的响声。曹清林牺牲了。当后援的部队重新占领山头的时候，人们只看到他“残留在右食指上的手榴弹的丝绳，有一根狠狠地陷进了肉里”。“在他身边的岩石上，平放着他的唐县造（枪的一种）和那支呱呱叫的全连喜爱的三八式。”看了这篇小说，我虽然无法真正了解战士们当时的想法，但是我为作者将枪作为一个与人同等重要的因素，并且写成小说，感到吃惊和钦佩。据说作者因此还遭到非议，说他宣扬了“唯武器论”等等。作者也承认在收集子的时候不得不几次改动。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经过修改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关于武器与人的关系肯定是一个敏感和复杂的问题，虽然我们常说，在所有一切之中，惟有生命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宝贵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或者一个特定的环境，也许就是另一回事，毛泽东就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话。冷兵器时代，除了统帅之外，人就是一个棋子，甚至是盾牌，而到核武器时代，个体的人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在当年的抗战环境中，八路军和它的游击队极端缺乏枪支。那个年代的游击战士和民兵只有大刀和长矛，所以一支三八式在战士眼中有如今天的冲锋枪，是相当宝贵和难得的。其实仔细看这篇小说，我们会发现，在决定去寻找六班长之前，战士们已经预感到他牺牲了，因为在他躲避的地方已经被炸弹炸了一个大坑。但是他们依然心存侥幸，希望他还活着。连长的话意味深长：“可是，也许滚在山坡上，被树枝挂住了？”“既然弹坑里看不见什么，一定是受了震动滚下去的。他一定是昏迷了，现在也许醒了；可是你们全撤了——还有那一支枪呢？他是多么好的一个神枪手。他那支三八式是敌人亲自给我们送来的。你们使的什么枪？水连珠，套筒，金钩，老毛瑟，还有唐县造，哪一支能顶得住他的枪。六班长活着的时候，他是怎样对待那支枪的？你们，你们又是怎样对待六班长的？”我想这些关于枪与六班长的话绝对是从真实生活中来的，不然何以如此精彩，也许雷加先生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不能或者无法完全表达他真实的感受和思想，但是现实却活生生地将真实突现出来，无法遮盖。

    书中还收入了雷加先生在全国各地的采访和日记、书信等。其中与上海女作家函子的来往信件也颇值得一读。它记录了两位南北同代作家的友情，也侧面反映了当时文坛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内情。

    书出版后，我收到刘甘栗女士的手机短信：“兴安你好。书做的很好，老父亲很满意，向你致谢。刘甘栗。”可惜不久，就传来雷加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感到悲伤的同时也感到欣慰，毕竟先生亲眼看到了这本总结自己写作与人生的书。95岁高龄，唯一一位曾列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作家离开了我们。《生活的花环》这本书就算是雷加先生留给尘世的最后的微笑吧。

                                                   (已发《文汇读书报》2009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