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蒙古族是诗歌的民族，这句话你可以从纳赛音朝克图、布林贝赫、阿尔泰、宝音贺希格等为代表的无数蒙古族诗人中得到印证，也可以在蒙古民歌尤其是悠远苍劲的长调中得到体验，当然，如果你没有亲耳听到用纯正的蒙古语朗诵的诗歌，你将永远无法体会这句话的含义，也永远无法真正接近蒙古族诗歌的美妙。
早期的蒙古族诗歌，我们大多阅读的是经过翻译的汉语文本，虽然有不少杰出的翻译家为蒙古族诗歌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但是诗的本性决定了翻译的难度，就像普希金的诗，如果没有了俄语独有的声调和韵律，它就和普通的“青春诗”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以汉语为主导语境的中国，蒙古语诗歌的传播和生存确实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惑。既要保持母语写作的纯性，又要试图让蒙古族诗歌获得更大的传播与发展空间，这应该是所有蒙古族诗人面临的挑战。所以，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很多蒙古族诗人开始尝试用双语写作，即用蒙古语和汉语两种文字创作，这在中青年诗人中，尤其如此，例如宝音贺希格、海日寒、多兰、纳钦、满全等，而哈森是这一批诗人中少数的女性诗人之一。
哈森原本是一位蒙古语翻译，曾翻译过蒙古国著名诗人巴·拉巴哈苏荣的诗选，这是近50年来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蒙古国诗人的作品集。我不知道哈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蒙古语诗歌写作的，但是我知道，她从2006年开始才尝试用汉语写作，起初是在网络博客上发表，不久便挤身《诗刊》、《民族文学》、《文艺报》等国内重要的文学报刊，进步之神速，让人瞠目。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曾用七英里长靴的传说（故事写一个巨人，其靴长七英里，走路极快。），形容一个诗人的进步，哈森在汉语诗歌领域的长进，恰应了这个比喻。
作为生长在城市的蒙古人，我对蒙古语的认识只局限于口语——听与说，所以我无法理解一个用蒙古语写作的诗人如何将自己母语的思维和意象转换为汉语，并达到汉语诗歌的要求。但是我知道，蒙古语中有很多词汇是非常有质感和有诗意的，它们比汉语更富有音乐性和生活气息，一旦翻译成汉语，就丧失了韵味。但是，不可否认，双语写作也确实为少数族裔诗人开拓了新的创作空间。前不久，在《民族文学》杂志召开的一次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研讨会上，我对能用两种语言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表达了羡慕和敬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者可以选择和吸收两种语言中最美最准确的言辞来表达自己。从罗马尼亚移居德国的女作家赫塔•米勒在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中说：“在我老家巴纳特的德语方言里，‘眼泪’这个词听起来就像罗马尼亚语中的‘火车’，所以火车车厢在铁轨上磨出的尖利声音总是让我听起来像是哭泣。”她还说：“罗马尼亚语中‘手绢’这个词就是‘绢’，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罗马尼亚语多么有感悟性，可以让它的词汇直指事物的核心。”她最后说：“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汇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
虽然这些作家的感知有时候是分裂的，但是他们有“双重视界”，他们操着双语，有两种文化的背景，如同门神有两张面孔，既能进入汉族文化，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且还可以游离于两者之外，翱翔于自由的文学想象空间。
二
哈森是一位感性诗人，所以她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命名为《风的印记》。“风”既是时间的隐喻，也是诗的隐喻。客居英国的中国诗人杨炼就说：“诗歌本身就是时间。”哈森的诗正是她在时间的流逝中记录的对生命的感悟和启示。在她的诗里，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对应着世间的万物，都闪烁着一个少数民族裔女性敏锐的观察和思考，她将自我和世界放置在短小的字里行间，让它们交汇、碰撞，并擦出诗意的火花，迸发出哲理的光亮。正如她在《无题》一诗中写的：一场爱情/将文字从诗歌的疯狂里/解救出来/流放到/哲学与宗教的临界处/在那里/爱情以另一副面孔/等待着文字的到来。
中国诗歌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和宏大的抒情之后，进入了个人和日常化的词语之中，或许是诗人开始冷静和反省那个“启蒙年代”的狂热，或许庸常琐碎的生活更需要诗人从中发现诗性。总之，私人经验开始成为诗人观察和写作的焦点，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莫不是这种经验的两个侧面，所不同的是前者戴着精英的眼镜，后者穿着农民式的草鞋。哈森的写作可能更多的是受到前者的影响，可她没有将诗过于理性化或强调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她更多的是立足于自己身边或与自己相关的日常生活，她用她对生命的珍视以及对诗歌的炽爱，急切地释放出这种珍视和炽爱的缘由与指向。
为了在记忆中 频频
相见 积蓄了很多细节
时间地点情节 甚至
路遇的流浪歌手
被我们命名的“马可波罗”草
风的经幡 头顶
掠过的飞云
雪花的哽咽梨花的泪
还有还有还有
……
不知遥远是不幸 还是
一种幸运
此刻 思念像一柄漂亮的刀
扎进梦的柔软里
谁的名字
被喊得生疼
我偏爱这首《思念如刀》的诗，那句“思念像一柄漂亮的刀/扎进梦的柔软里”让我猛然间触动了年少时代的某个情感经验。那一刻，思念确如想象中的细节，也可以是扎进柔软的梦里的刀子，原来呼唤或者默念一个人的名字，心会那么的痛，哪怕是在虚幻的梦中。也许总体考察哈森的诗，你会发现不少的缺憾，但是就凭这一首《思念如刀》，我觉得她达到了我喜欢和欣赏的高度，我可以放心地尊称她为诗人。假如这还不够，那么她还有《空气》、《敏感》、《冬日午后，想起蝴蝶》等等诗篇为她撑腰。
有关蒙古族生活和历史的诗是哈森创作的重要部分，也是她作为一个蒙古族诗人的天职所致。在《科尔沁的女人》中，她将科尔沁的女人比作水，比作风、比作火——柔情、自由、热烈——这种丰富健康的女人只有在草原文化中，才能产生。但是，这些不过是“长生天”赐予她们的本性，在科尔沁女人的心中和肩上，还饱有迷人的理想和负担着胜过男人的责任，正如诗中写的：没有勇士的岁月/依然手握一把利剑/没有歌者的年代/依然传唱一首歌谣/没有信念的昼夜/依然执着一个方向。
在《蒙古文字》这首诗中，哈森不仅表达了对母语的本能的敬仰和热爱，也探究了这个独特而又久经磨难而留存下来的文字的文化内涵与历史积淀，它“是大地的腹中生根直向苍穹的/常青树木/是愤怒的骏马飞奔而来时/扬起的马鬃/是深夜的戈壁滩上惊起竖立的/苍狼之耳……我读着她写着她深深地/爱着她/我的蒙古文字”。是啊，在我看来，无论父语多么强大，母语永远是最贴心的归宿。
《诺恩吉雅》是我最喜欢听的蒙古民歌之一，那个嫁到远方的神秘的女子，成了每个蒙古人的心结，几百年来，有多少人无数次地用歌喉想象着老哈河水和那个孤独女子走过的伸向天边的出嫁之路，而诗人哈森只用一句“唱着忧伤的歌谣/永远在想家的路上（《民歌的诺恩吉雅》）”，便将历史与今天紧密地连接起来，让我们的漂泊之心有了根的意象。家不仅仅是一个家园的概念，更是一个民族行走的里程。
三
从母语进入汉语，哈森是个闯入者，她用诗完成了一次蜕变。思维和语言的转换，放逐他乡的距离感，让她有机会反思自我，挑战陌生，在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寻找诗的栖居地。这是一个诗人很难得的境界，这样的诗人是有福的。当然，作为族兄，我对哈森怀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那便是回到母语，回归到母语的精神状态之中，让自己重新获得洗礼和再生，也让蒙古语的诗歌因为有她的声音而变得比以往更独特更丰富也更强大，哈森仍需努力。这也是我对所有蒙古族诗人和作家的希望。
(此篇系为诗人哈森诗集《风的印记》写的序言)
2010年12月1日 北京
（已发《文艺报》2011年3月14日）
)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