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校区不建了！大学城，烂尾！

近日，《环球时报》援引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地区各县市早年曾掀起“大学城风潮”，争相圈地让大学设立分校。但多年过去了，不少大学城沦为荒芜之地。

报道中称，上世纪90年代，由于校地、建筑面积是大学升格、改制的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各大学想扩大校园面积，地方政府也希望引进大学带动发展而抢着送地，双方一拍即合，衍生从北到南的大学圈地现象。

但如今多个大学城纷纷烂尾。比如寸土寸金的新竹县竹北市，圈地近30公顷迎接台湾大学和台湾科技大学的分校。其中台大竹北分校面积达22公顷，当年县政府以1元新台币象征性卖给台大，现在只有2009年兴建的校舍仍被铁网圈起。相隔6分钟车程的台科大竹北校区，7公顷土地如今只有一座研发馆，另有两栋盖到一半的烂尾楼。

另一个新大学城的据点“桃园航空城”，之前也吸引7所大学筹设分校、医院及据点，但目前只有2所大学有明显进展，其余计划多数卡关，甚至与市政府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也已过期。

文章分析称，大学城纷纷梦碎，少子化是一大原因，炒短线的政学合作则是问题根源。部分大学分校计划之所以胎死腹中，一是经费难以到位，二是根本还没想好设校计划的内容。当少子化浪潮来袭，大学自筹预算更加困难，自然失信于地方。

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台湾建筑学会理事长曾光宗建议，发展大学城须清楚思考定位、功能。大学不只是创造知识的平台，对于有许多企业的城市，应了解彼此需求并有效融合，效益才大。

盲目扩张亦是资源浪费

早年台湾地区大学城遍地开花，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而此后“消失的大学城”所上的严肃一课，对我们的大学新校区扩建，大学城建设也是一次警醒。

在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大学城建设与高校扩招相伴而生。高校迁入或在大学城建新校区，意义不仅是校园面积扩大，教学设施及学生宿舍等硬件条件的改善。大学城因其集聚性也带来非常多的便利和好处，比如促进了各校资源共享——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学生可以很方便地去外校听讲座甚至选课；各种体育、生活、娱乐公共设施也可以共享。

尽管高校新建校区有其合理性，也有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但也有一度有忧虑声音认为，如果不科学地规划，可能带来新的资源浪费和其他问题。

2018年，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加强全国高校布局顶层设计的提案》中提出了有关高校盲目扩张、设异地校区、整体或部分搬迁等问题。

教育部对此答复中称：如高校因办学资源紧张而选择在本地适度改善办学条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提升办学质量，我们对此持支持态度；如因贪大求全而盲目扩张，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应予以严格监管。

另一个或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区域分布呈现“逆城市化”现象，一些大城市为疏解城市功能，在所辖周边县域建立大学城或科教园区成为新趋势。

地方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吸引多所高校抱团式迁入，短期看能拉动投资，长远看能产出人才，这让一些县域对“办大学”很积极，当然也不乏“双赢”案例。

但也有一些位置偏远的县域大学城并不算成功。比如据《21世纪经济报道》，早在2012年8月就已开工的贵州省某县级大学城，占地约1.5万亩，规划容纳10所大学，在校学生8万～10万人，总投资概算约135亿元。过往信息显示，计划来此办学的除了211高校，还有国外高校。

但直至2020年，进驻该大学城的高校只有一所师范学院。另一所本部在邻县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仅在这里短暂办学，后来又迁出。

“县城办大学”需要理性看待

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山东高校县域办学的现象研究”课题组统计，截至2022年5月，除西藏自治区外，我国其余省份都有高校在县域办学，东部沿海地区尤为集中。第21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含县级市），已有76个县有高校入驻，入驻高校（含校区）185所。

课题组研究人员认为，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深入，全国至少将新设置数百所高校。由于中心城区缺乏建设用地，多数新设置的高校建在县域更现实可行。而且县域办学有利于乡村人才振兴、科技振兴、文化振兴。

但我国县域之间差异较大，高校情况各有不同，并非所有的县域都适合布局高校，也并非所有的高校都适合在县域办学，需要理性看待。

高校县域办学应因校施策，因地制宜。譬如明确发展定位，校县企融合发展。突出县域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改革培养模式，适应多样化生源。创新内部生态，吸引高层次师资。校地协同，融合共生，才能实现县域高校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