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北京文学》月刊社做副主编，现在做文学批评家和图书策划人，在他的眼里，新生代作家是文学的未来，也是文学不会消亡的保证。他对新生代的关注是一贯的。他策划过“60年代出生作家小说大展”、“好看小说大展”“新女性随笔系列”等图书和活动。不久前，他策划推出了“文学新势力”丛书。在功利性阅读、快餐式阅读的浅阅读时代，文学在图书市场的竞争力大打折扣，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出版这套书还是有相当风险的，带着几分尊敬、几分怀疑，记者分别采访了这套书的策划人兴安和首部作品的作者晶达。
欣赏她对文学与人生的参悟
记者：请你谈谈对“文学新势力”这套丛书的策划构想和它的特点？怎么样能通过出版人的眼光和工作，发现并提前让新生代作家走上文学舞台并占据一席之地？
兴安：进入21世纪，“80后”作家无疑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尤其到了近两年，“80后”作家经过了短暂的辉煌和迷茫之后，需要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况且他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新的势力，所以我起了这样一个书系的名字“文学新势力”。
第一辑主要是“80后”晚期出生的作家，除了晶达的《青刺》，还有史啸思的一个长篇，名字我想暂时保密，另外还有肖睿的《火与雷》、杨则纬的《躲在星巴克的猫》以及欧逸舟的作品。这些作家在文坛还不够有名，但是他们将以各自的思考和文学才华，逐渐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个书系特点还在于，它不局限于长篇小说，还有短篇小说、散文，甚至诗歌。文学是一个整体，出版商常常忽略“80后”作家的散文和诗歌作品，认为它们不赚钱，其实好的散文和诗歌一样可以受到读者的青睐，比如新近出现的李娟的散文。另外每部作品我们还特邀著名作家和评论家联袂推荐，比如《青刺》就请了白烨、孟繁华、陈晓明、王刚、孙甘露、谢有顺、冯唐、盛可以等。
记者：您曾经发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作家。现在，您的身份已经从期刊文学编辑转到商业出版人，身份的转变给您带来了哪些问题？您认为作为一个出版人，如何让一部作品的文学性和市场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完美结合？
兴安：做文学杂志的编辑基本不用考虑作品的商品价值，而文学出版则必须考虑，但是作为一个把半生献给文学的人，我必须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首要条件，假如一部作品写得很糟，却能卖钱，我即使出版它也只是把它作为商品，就相当于一筐萝卜或者土豆。出版有时候是一个反逻辑的事业。我常常想起国外一们著名出版商的故事，在选题论证会上，他浏览了桌上十几本书稿，对一些选题爱不释手，啧啧称赞，后来他拿起另一本书稿，恶狠狠地说：我讨厌死它了，但是我必须出它。这就是出版界的逻辑。
记者：您根据什么认定这是一部值得出版的书？您跟这部作品没有代沟吗？
兴安：晶达是一个达斡尔族“80后”的女作家，近几年少数民族作家纷纷闯入文坛，前几年有蒙古族作家黑鹤、土家族女作家米米七月等，他们大多用汉语写作，却以独特的风格给中国文学注入了鲜活的血液。说起《青刺》，当我看完这部长篇小说时候，我是兴奋的，但是我并没有立刻出版它，而是请两个“80后”的编辑再看看，并且还让我“90后”的女儿浏览了一遍。我想听听年轻人对这部小说的意见，毕竟这本书出版后，主要的读者是他们。结果印证了我的感觉，他们都很喜欢。我个人以为，这部作品与以往我看的“80后”作家的作品有明显不同，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子，她从中国北方一个边地小镇只身闯入最南方的都市学习、生活和工作。小镇童年的痛苦记忆与陌生的大都市的冰冷现实，少数族裔的血性与当代极端文化的冲撞在她青涩孤傲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划痕。
记者：朋克、大麻、叛逆、逃亡这些名词所传达的并不是一种阳光的亮丽的青春概念，结合这些名词，请你来解读一下这部作品对于青春的现实意义。
兴安：朋克、大麻、叛逆、逃亡，这些都是年轻人的一种经历，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我理解她们。青春没有对错，只有必然的过程。而在今天，一个用考试分数衡量青春价值的时代，一个没有姐妹兄弟的独生时代，你企图让年轻人阳光、亮丽起来几乎是痴人说梦。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们，他们处于一个新的我们无法把握，甚至无法预料的时代。如果我们怀疑甚至责备这种青春，不如反省我们自己，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前辈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我想起我最近读过的一部长篇小说《关关雎鸠》的题记：“大象死在荒野中，孩子死在校园里。”我的理解是这种死亡是青春的死亡，是欢乐的死亡，也是精神的死亡。
记者：作为一个“60后”，您从哪些方面去理解认识这样的青春？请您用一句简短的语言评价一下这部作品和《青刺》的作者。
兴安：作者在解释书名为什么叫《青刺》时写道：“‘青刺’——嫩青的刺，坚硬但不成熟，却一样可以在你的掌心中，留下一滴朱砂血。”我很欣赏这句话，谈到写作，她说道：“作为一名写手，是应具备将一句话进行核爆炸一样裂变的能力。这个能力，与天赋有关，更与积累和经验有关。失真的细节和触感是一部作品的败笔。人，不应只以五官来感受这个世界，而是内心。”我非常欣赏她对文学与人生的参悟，就如同非常推崇她的小说一样。让我犹为欣喜的是，她作为“80后”作家，从一开始写作就不以自己的年轻而自鸣得意，而是勇敢地用作品和有限的人生经验，向自以为是的年轻展开深痛的反省和清算，哪怕将青春变得伤痕累累也在所不辞。所以，由《青刺》这部小说我深信晶达将是“80后”作家中最有潜力且最有个性的成员之一。
记者：最近两年，您读到了什么好书，说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兴安：表面看好书很多，多得读不过来，但仔细想，真正的好书又是少而又少，所以我宁可重新读一些过去的书，就像再见老朋友一样。例如奥地利哲学家魏宁格的《性与性格》是作家24岁写的著作，之后他就自杀身亡；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在他乡写作》，他对作家身份与立场的解读让我深受启发；美国文艺理论家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是我们现在考察文学经典的必读书；萨义德的访谈录《文化与抵抗》，他的谈话精彩、智慧，富有战斗性；还有一本英国“70后”女作家扎蒂?史密斯的评论集《机巧的感觉》，她对文学的思考会对年轻作家有帮助。
青刺中的人物都是反面教材
记者：你在后记中说“这小说的完成，于我，可以说历时四年，也可以说是四个月。”是否可以理解为你用四年的时间酝酿这部小说，请你说说这部小说的创作起因、过程。
晶达：说起《青刺》的缘起，那应该是多年前了，因为我在2005年开始接触朋克音乐和成都的地下摇滚圈，那时，一颗种子就已经埋在了心里。纵然我那个时候从没有想过最后会成为一名写手，可如果没有当初那一段在我人生中比较另类的生活，我永远也想不到会写这样一部小说。
我在后记中说，这部小说的完成，可以说历时四年，也可以说四个月，是因为我早在2007年底的时候就写完了《青刺》的第一章；而我重新将它在电脑文档中点击而开，进行后二十章的创作却已经是2011年。可以说，我当初在写第一章的时候，根本没有想清楚我到底要表达什么，那时文字是我的玩物，不是伙伴。我无聊了、难过了、空闲了，我就会想起它们。如果非要说“酝酿”，我认为这种酝酿是一种无意识的、悄然的、被动的，就像把新鲜的生牛奶放在盆子里，它自己就会变成我们民族常喝的酸奶，所以我认为《青刺》的完成，莫不如说它是“发酵”出来的。
我曾说过，我从没有给这部小说以一个骨骼，没有梗概没有框架，我很想用“泄”这个字来形容我的整个创作过程，就像在驯马，尽管我骑在马背，拉着缰绳，我却不能说我在驾驭它，它就那样任性地自由地以我的文字为媒介而游走着。
《青刺》中的人物几乎都在进行“自残”，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很多行为，在造成对心灵和灵魂的一种摧残。他们是迷茫、迷惘、迷失的一个族群，甚至包括书中的一些成年人，比如主人公唐果的爸爸。我希望以一种向内的进攻和挖掘，小说中的人物们都是一些反面教材，让人在心疼的同时，又觉得他们是一面面镜子。
记者：我知道作者讨厌读者在看小说的时候把人物对号入座，但是我依然想问，这里面哪个人物青春的影像和你最接近？当你放下书，回过头来审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时，你有什么感慨？你希望这部书对你们整整一代生于1980年代的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晶达：每一个作者的创作都是由“有我无我”构成的，通常“自我”的部分更像一个地基，这个部分也并非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也许是自身感受的一种提炼，也许是内心的伤痛或者欢喜，更有可能是美好的愿望。我在《青刺》中用了第一人称“我”，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角度更容易让读者体会主人公强烈的情绪以及丰富的内心。实际上，我是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角度进行书写，她是无法自控的、敏感多疑的、歇斯底里的。
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写手，想象力和置于故事之上的一种内在反思更为重要。想象力是使一个故事充满冲突、充满戏剧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项本能。很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惨痛事实，它够惨痛，但是它不够丰富精彩，这就需要作者以自己的想象力在原本像是素描一样的画上绘出很多色彩，这样才会让故事更鲜活、更立体、更生动。
在《青刺》里，造成许多悲剧的原因，除了当事人过于自我、不懂反思之外，误会也是贯穿全文的悲剧催化剂。在小说中，许多看似很坏的人，其实都有令人同情的一面，这就是人性。它是两面的、复杂的，永远也说不清，所以有时包容和沟通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就显得至关重要。我写这部小说，并不是企图去进行一种强制的说服，也不是针对与我同一个年代的“80后”。《青刺》的题材是青春，不论是久别青春的人、走过青春的人、正值青春的人，都可以尝一尝这根刺，也许它给每个人带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小说中，我没有最喜欢的人物，也没有最讨厌的人物，他们是我创造出来的，不管他们是可恶的、无知的、自私的、善良的。如果这样的创造有一种做母亲的意味，我怎么能去对自己的孩子偏颇相待呢。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起发现你热爱文学？你怎样认识阅读和写作的关系？你在购书时会首先注重哪些条件，比如购书环境、广告宣传（腰封），图书内容、价格？
晶达：我的家庭算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我爸爸多年前就写长篇小说和剧本，尽管因为离异我对他几乎是陌生的，但也许这里面会有一些所谓的“遗传”吧；我的妈妈、大姨、小姨都热爱写作，她们的小说，散文都是在写我们达斡尔族的生活,她们觉得自己有某种责任，可惜并没形成太广泛的影响。谈到真正的热爱文学，应该还是在我上大学以后，虽然之前也看过童话、名著，但只是因为妈妈说看书很好。
我看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看到了15岁，然后开始看《简爱》《呼啸山庄》《红与黑》之类的世界名著，后来到了大学，受到嗜书如命也写小说的老姨夫的影响，开始看麦卡勒斯、卡尔维诺、艾柯的小说。说实话，我读的书不算多，因为除了小说，我还非常喜欢电影，电影在我心中的地位不比小说短一分一毫。
至于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个读书的人都能进行写作，但是不读书的写手通常不会写出太精彩的故事，特别是小说。阅读和经历都是一个写手不可或缺的汲取养分的方式，这种阅读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包括历史、哲学，涉猎的越多，思考的越多，那么能够表达的有质感的文字就越多。
由于现在网络比较发达，我一般藏书都是通过网购。而且网上有大量的介绍性文字，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可以作为参考。如果一本书经过宣传和没有经过宣传，那么它能吸引眼球的指数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是会先去关注正在宣传的作品多些吧。如果是去书店，我多半会凭直觉，直觉让我拿起哪一本翻一翻，我就这样做，我就是这样在书店发现了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斯苏萨克的《偷书贼》，至今我也非常喜欢这位作家。
记者：你在后记中说，这部书让你坚定了你的文学信念，接下去你有什么创作计划？
晶达：我想我会用一两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表达，并在表达中思考，把目前以我的眼界能够展现的最好的东西都写下来，也希望它们都能呈现给大家。目前计划的长篇有三部，还有几部中短篇小说。除此之外，我非常个人化的诗歌创作也会进行另一种探索和学习。
我是一个边地的少数民族，虽然我生活长大的方式已经趋于汉化，但是民族文化在悄悄流失的现象也引起了我的关注。达斡尔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有语言，然而我也已经无法听懂、不能言说，在我写完下面几部小说后，我想我会选择沉淀，再去汲取营养、去体验生活，在自己的民族文化里下些功夫，而后从事一些与民族有关的创作。我希望这种创作不带有一丝猎奇的气息，而是厚重的、血性的、质朴的。
——采访《新华书目报》记者王晓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