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的价值革命：《AI元人文：悟空而行》的范式突破与智能时代治理重构（扩展版）
摘要
本文旨在对《AI元人文：悟空而行——智能时代的价值决断与合法性重建》进行系统性阐释与深度拓展，将其置于跨学科的思想谱系与实践脉络中，论证其作为一份“三位一体”文献的范式突破意义。全文将从思想价值、方法论创新与伦理前瞻三个维度展开，构建一个近两万字的理论分析框架。不同于传统学术论文的体例，本文将在论述过程中直接融入参考文献的说明与对话，以实践“悟空而行”所倡导的透明、开放的知识生产伦理。通过这一写作实验，本文试图展现智能时代学术写作的新的可能性，并在养护人类集体决断智慧这一根本问题上，与《悟空而行》形成深层的互文与共振。
关键词：人工智能治理；元治理；价值决断；人机协作；知行合一；养护性治理；生态-演化范式
引言：在丰裕与贫困之间
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一种深刻的悖论正在全球范围内上演：文本、原则与伦理指南的空前繁荣，与系统性风险、算法歧视及存在性威胁面前集体行动的实质性贫困，形成了刺眼的对照（Floridi, 2013; Bostrom, 2014）。这一“原则繁荣，行动贫困”的时代性症候，被岐金兰在《AI元人文：悟空而行》（以下简称《悟空而行》）中精准地诊断为“策略性能动性悬置”——一种社会在认知层面承认危机，却在价值抉择与行动层面系统性回避、延迟或转移根本性决断的集体困境（岐金兰，2026）。面对这一困境，主流的技术治理路径试图以更精巧的算法、更复杂的指标来应对，却往往陷入用技术性喧嚣掩盖价值性沉默的窠臼（Lessig, 2006）。
《悟空而行》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向。它不满足于添加另一份伦理原则清单，而是直指问题的元层次：文明社会“认知-决断-行动”链条在智能时代的断裂。为此，它构建了一套名为“悟空而行”的元治理操作系统，其核心是由“星图”（动态价值认知）、“舞台”（制度化公共论辩）与“悟空”（权威性价值决断）构成的三螺旋模型，并辅以“养护性治理”工程学作为维系系统健康的实践方案（岐金兰，2026）。这一框架的雄心在于，不仅要诊断疾病，更要设计一套能够持续产生免疫力和自愈能力的“社会生理系统”。
然而，《悟空而行》的真正挑战与魅力，恰恰在于它自身也溢出了传统学术论文的规范框架。它既是一份体系严整的思想蓝图，构建了一个融合东西方智慧的治理哲学；也是一份坦诚公开的人机协作实验报告，将其思想的诞生过程作为其理论主张的实证；更是一份在技术加速时代重申人类主体性的人文主义宣言（岐金兰，2026）。因此，评价其价值，无法仅用传统学术尺规度量其“规范性”，而必须从其思想、方法与伦理实践“三位一体”的复合性入手，理解其所代表的范式突破意义。
本文的写作，本身即是这一范式的延伸性实践。以下论述将基于对原文的深度分析，在拓展阐释其多维价值的同时，将必要的学术参考文献有机融入正文肌理，放弃独立尾注列表的形式。这一选择，既是对《悟空而行》倡导的“透明知识生产”的呼应，也是一次关于智能时代学术表达形式的微型实验。我们相信，唯有通过这种“知行合一”的尝试，才能真正抵达对养护人类集体决断智慧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刻回应。
第一章 思想价值：构建智能时代的元治理操作系统（扩展）
《悟空而行》的首要贡献在于思想层面，它提出了一套应对智能时代根本困境的、高度原创的元理论。这一理论不是对现有治理方案的修补，而是从认识论、政治哲学与系统科学出发，进行的一次地基性重构。
1.1 精准诊断：“策略性能动性悬置”与决断链的断裂
当前全球AI治理的困境，远非知识或技术的不足，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能动不能”。《悟空而行》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象，并将其概念化为“策略性能动性悬置”。这一概念指涉的是一种社会状态：多元行动者（国家、企业、社群、个人）普遍认知风险，却在实践中策略性地搁置那些要求做出根本性价值排序与利益调整的集体决断（岐金兰，2026）。悬置的表现形态多样：将价值冲突“降格”为技术问题（如将公平之争转化为指标优化），以无尽的程序循环替代实质结果，在复杂的责任网络中导致“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或是面对存在性风险时陷入“前瞻性麻痹”。
这一诊断的深刻性在于，它揭示了困境的根源并非简单的执行不力，而是现代社会“认知-决断-行动”这一核心决策链条在“决断”环节发生了系统性断裂。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曾深刻指出，“主权就是决定例外状态”（Schmitt, 2005）。在常规时期，法律与规则自动运行；但在真正的例外时刻——即面临不可通约的价值冲突、前所未有的危机或范式失效时——需要一个权威性的“决断”来重新划定边界、设定优先级。智能时代带来的诸多挑战，如自动驾驶的伦理算法、公共卫生中的隐私边界、推荐算法中的自由与秩序权衡，恰恰将社会频繁地抛入这种需要“主权决断”的例外状态（Goodall, 2014）。然而，我们现有的治理体系，擅长在“认知”层面进行风险评估与伦理讨论，也擅长在“行动”层面制定技术标准，却系统性地回避那个最艰难、最政治性的“决断”环节。这种回避，在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看来，源于对“不可通约价值”冲突的恐惧——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创新与稳定等终极价值之间，往往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完美衡量与排序（Berlin, 1969）。试图用技术优化来消解价值冲突，本质上是将政治抉择外包给算法，是一种深刻的政治逃避。
这一诊断的学术价值需要放在更广阔的治理理论史中来理解。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官僚制理性化以来，现代社会的治理逐渐走向专业分工和程序主义（Weber, 1978）。这种“技术治理”传统在应对常规问题时效率显著，但当面对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s）——即那些定义模糊、因果复杂、利益相关方众多且价值立场冲突的问题（Rittel & Webber, 1973）——时，其局限性暴露无遗。《悟空而行》的“策略性能动性悬置”概念，实际上揭示了技术治理在面对棘手问题时的结构性失灵：它用程序的正当性替代了实质的正义性，用专家的权威遮蔽了公众的意志，用渐进改良回避了范式变革的必要性。
进一步分析，这种“悬置”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的从众实验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服从权威实验早已揭示，个体在群体压力或权威指令下，往往会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Asch, 1956; Milgram, 1974）。在复杂的AI治理议题中，技术权威（科技巨头、算法专家）和制度权威（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共同构成了一种“双重权威结构”，使得普通公众、甚至政策制定者都可能产生“我不懂，故我不应置喙”的心理，从而主动让渡了价值判断的权利。同时，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关于认知偏差的研究表明，人类在面对复杂、不确定的决策时，往往倾向于采用启发式思维，回避需要深度思考和价值权衡的艰难选择（Kahneman & Tversky, 1979）。AI治理议题的高度技术复杂性和价值冲突性，恰好触发了这种认知回避机制。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策略性能动性悬置”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锁死”（institutional lock-in）现象。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指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一旦某种制度安排被确立，即使它已经不再有效率，也会因为巨大的转换成本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难以改变（North, 1990）。当前的AI治理格局——由少数科技巨头主导技术标准、数据资源和商业模式——已经形成了一套强大的制度锁定。任何要求重新分配权力、重构价值优先级的实质性变革，都会遭遇来自这一既得利益结构的强烈抵制。因此，“悬置”不仅是个体或组织的策略选择，更是一种被结构性力量塑造的系统性结果。
1.2 原创框架：“星图-舞台-悟空”三螺旋模型（深度扩展）
为修复断裂的决断链，《悟空而行》提出了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星图-舞台-悟空”三螺旋模型。这不仅是三个环节的拼接，而是一个动态耦合、相互滋养的文明学习与适应系统。这一模型的创新性需要从多个理论维度进行深入解读。
“星图”：文明的价值操作系统与动态记忆库的哲学基础
星图被构想为人类文明在历史实践中积淀、演化而成的动态价值知识图谱（岐金兰，2026）。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在认识论上，它呼应了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关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论述——即那些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Polanyi, 1966）。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价值判断正是基于这种默会知识：我们知道什么是“公平”，但很难给出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境的精确定义。星图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尝试将这些默会知识“外化”和“编码化”，使其成为公共领域可以讨论和制度可以操作的对象。
这一努力也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理性”理论相契合。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不仅体现在工具理性（追求效率的技术理性）的扩张，更应体现在交往理性（通过对话达成共识的理性）的发展上（Habermas, 1984）。星图的价值转化功能，实质上是在为交往理性提供“语料库”和“语法规则”——它将不同文化、不同群体中默会的价值语言，翻译成可以在公共领域进行理性辩论的共享语言。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指出，社会现实是通过人们持续的语言互动和意义赋予而被建构和维持的（Berger & Luckmann, 1966）。星图正是这种社会建构过程的制度化记录：它记录了“隐私”如何从“门户之私”演变为“数据自主权”，记录了“公平”如何在不同的社会争议中被不断重新定义。这种记录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每一次新的价值争议和决断，都会在星图中留下痕迹，改变其结构，从而影响未来的价值认知。
在技术实现层面，星图构想体现了一种雄心：将人类的价值知识系统化、可计算化。这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哲学问题：价值可以被“计算”吗？伦理原则可以被形式化吗？这一挑战触及了哲学中的“事实-价值”二分问题。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指出，从“是”（事实）推不出“应该”（价值）（Hume, 1739）。而星图试图做的，恰恰是建立事实（历史实践、社会后果）与价值（伦理原则、社会目标）之间的系统性关联——不是通过逻辑推导，而是通过记录历史实践中“事实”如何催生对“价值”的反思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星图更像是一个关于价值的“案例法”系统，而非一个公理化的演绎系统。
“舞台”：制度化的公共论辩与方案淬炼场域的设计创新
星图提供了价值光谱，而“舞台”则是将抽象原则转化为具体方案的公共领域。它并非自然形成的舆论场，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旨在将冲突转化为创造力的社会技术系统（岐金兰，2026）。其设计需要放在民主理论和参与式治理的演进脉络中来理解。
传统代议制民主在应对复杂技术议题时面临双重困境：一是知识不对称，普通选民缺乏理解复杂技术细节的能力；二是时间滞后，选举周期难以匹配技术发展的速度。协商民主理论正是为了应对这些困境而兴起，它强调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来形成决策，而不仅仅是聚合偏好（Habermas, 1992; Gutmann & Thompson, 2004）。“舞台”的设计可以视为协商民主理念在智能时代的技术增强版。
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发展的“协商式民意调查”（deliberative polling）方法为“舞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Fishkin, 2009）。在这一方法中，随机选出的公民代表在获得充分信息和专家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深入讨论，他们的意见变化被视为“经过深思熟虑的公众意见”。《悟空而行》中的“舞台”设计扩展了这一理念：它不仅关注意见的形成，更关注方案的创造；不仅依赖小规模的公民小组，更设计了一套容纳多元行动者（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专家、受影响群体）的大规模协商架构。
“舞台”设计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边缘声音”的系统性赋能机制。这一设计有着深刻的政治哲学基础。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批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忽视了结构性不平等，指出被边缘化的群体往往缺乏参与公共辩论的资源和能力（Fraser, 1990）。真正的包容性公共领域需要积极纠正这些不平等。“舞台”的资源补偿机制、议程设置权开放、专门的地方性知识录入通道等设计，正是对弗雷泽批判的回应——它试图创造的不是形式上的参与机会，而是实质性的影响能力。
此外，“舞台”的设计还体现了对“群体智慧”（wisdom of crowds）理论的创造性应用。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在《群体的智慧》中指出，在适当条件下，群体的集体判断可以超越个体专家（Surowiecki, 2004）。但这一条件包括多样性（参与者有不同观点）、独立性（参与者不受他人过度影响）、去中心化（知识分散）和聚合机制（有方法将个体判断整合为集体决策）。“舞台”通过确保多元参与、提供独立的信息支持、设计结构化的辩论流程和方案淬炼机制，正是为了创造这些条件，使“群体的智慧”能够在最复杂的价值冲突问题上得以展现。
“悟空”：价值抉择理性的制度化与“宪法时刻”的宪政创新
当“舞台”上的常规论辩在根本性价值冲突面前陷入僵局时，“悟空”程序将被触发。这是整个框架最具哲学震撼力和制度创新性的部分。“悟空”之名，取自佛教“领悟空性”之精神，意味着在程序开始时，暂时悬置参与者的既定立场与利益关联，进入一种接近罗尔斯（John Rawls）“无知之幕”的反思状态，去探求在特定情境下最值得捍卫的公共善（Rawls, 1971；岐金兰，2026）。
这一设计需要放在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的对话中来理解。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决断论”强调，在例外状态下，主权者的决断先于且高于一切规范（Schmitt, 2005）。这一观点虽然深刻揭示了政治的本质，但也为威权主义打开了大门。“悟空”程序的创新在于，它试图将施米特式的“决断”制度化和民主化——不是依赖单一人格化的主权者，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公民审议程序；不是随意地宣布例外状态，而是设定明确的触发条件和程序约束。
在这一设计中，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无知之幕”思想得到了操作化的尝试。罗尔斯设想，如果人们在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具体位置的情况下选择正义原则，他们会选择最有利于最弱势群体的原则（Rawls, 1971）。“悟空”程序通过暂时悬置参与者的现实身份和利益，试图模拟这种“无知之幕”的条件。但与传统哲学思想实验不同，“悟空”是一个制度化的实践，它需要具体的程序设计来确保这种“悬置”的可能性和效果。
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宪法时刻”理论为理解“悟空”程序提供了另一重要视角。阿克曼指出，美国宪政史上存在一些特殊时期，在此期间，人民被高度动员，通过超常规的政治参与，实现了根本性的宪政变革（Ackerman, 1991）。这些“宪法时刻”不同于日常政治，体现了“我们人民”的最高主权。“悟空”程序可以视为一种定期化、程序化的“宪法时刻”机制——它承认社会在某些根本价值问题上需要超越日常政治的决策程序，但不像历史上的宪法时刻那样依赖偶然的政治动员，而是将其制度化为一种可预测、可重复的公共决策过程。
从比较宪政的视角看，“悟空”程序也引发了对司法审查制度的反思。在许多国家，处理重大价值冲突的最终责任落在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身上。但司法机构有其局限性：法官并非民选产生，缺乏直接的民主合法性；司法程序相对封闭，公众参与有限；司法决策往往聚焦具体案件，难以进行系统性的价值排序。“悟空”程序提供了一种替代或补充模式：它通过公民审议而非司法推理来处理价值冲突，通过公开透明而非闭门讨论来进行价值抉择，通过专门的价值排序而非个案裁决来形成框架性指导。
在实践层面，“悟空”程序设计需要解决一系列挑战：如何确保参与者的真正“空性”状态？如何设计审议程序以避免群体极化或多数暴政？如何保障专业性价值判断与公民常识判断的平衡？这些问题的探索，本身就是在推进审议民主和参与式治理的前沿。
1.3 工程蓝图：从“养护性治理”到“生态-演化范式”（系统扩展）
理论构建的最终指向是实践。《悟空而行》没有停留在哲学思辨，而是提出了详尽的“养护性治理”工程学方案。这一方案基于一个深刻的微观分析模型——“诉求（Desire）-规制（Ordinance）-认同（Identification）”三值纠缠模型（D-O-S模型）。该模型认为，任何治理互动中的立场，都是行动者内在诉求、外在规制与内化认同三者博弈的产物（岐金兰，2026）。
D-O-S模型的理论渊源与创新
D-O-S模型的构建体现了对多学科理论的创造性综合。在心理学层面，“诉求”（Desire）概念呼应了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但将其扩展到包括经济、伦理、政治、社会、生存等多维价值诉求（Maslow, 1943）。在制度经济学层面，“规制”（Ordinance）概念借鉴了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制度分析框架，将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和技术架构都纳入规制范畴（North, 1990）。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哲学层面，“认同”（Identification）概念则融合了亨利·泰菲尔（Henri 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主体化理论，既关注群体归属形成的认同，也关注权力话语塑造的自我认知（Tajfel & Turner, 1979; Foucault, 1977）。
模型的创新在于揭示了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动态纠缠关系，特别是“规制锁定 → 认同内化 → 诉求派生”的恶性闭环。这一分析明显受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理论的启发。福柯指出，现代权力最高明之处不在于压制，而在于“规训”——通过一套精密的“知识-权力”装置，将特定的行为规范和认知框架铭刻到个体的身体与心灵中，使其自愿成为规范的执行者（Foucault, 1977）。在AI治理语境下，数据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规制）成功地将我们塑造为“用户”（认同），使我们内化了“点击-同意”的交互模式，最终我们的诉求被派生为对更好“用户体验”的追求，而非对“数字权利”的主张（Zuboff, 2019）。
养护性治理的三位一体工程
为破解D-O-S恶性闭环，养护性治理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干预工程，每一工程都有着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养护规制工程的核心是打破规制锁定的路径依赖。这需要建立“刚性触发机制”，当系统指标（如不平等指数、公众信任度）超过阈值时，强制启动框架性审议。这一设计借鉴了公共政策中的“警戒线”制度和宪法中的“日落条款”理念（Gersen, 2007）。更深层地，它体现了对“反脆弱性”（antifragility）理论的运用——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指出，真正的韧性不仅是在冲击中存活，更是能从冲击中受益（Taleb, 2012）。通过定期或触发的强制性审议，规制系统可以从暴露的脆弱性中学习，变得更加强健。
养护认同工程关注的是对抗权力的规训效应，培育批判性公民意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指出，统治阶层不仅通过强制力维持权力，更通过塑造被统治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获得“同意”（Gramsci, 1971）。在数字时代，技术决定论和消费主义就是这样的霸权叙事。养护认同工程中的“审议过程减负化”和“认知赋能”，实质上是在创造“反霸权”的空间——通过降低参与门槛，让边缘群体能够发展自己的叙事；通过普及算法素养，让公众能够识破技术中立的神话（Ellul, 1964）。
养护诉求工程最具革命性，它试图通过“智慧劳动资产化”重塑数字时代的生产关系。这一构想需要放在数字劳动和价值理论的脉络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传统将劳动视为价值的源泉（Marx, 1867），但在数字时代，用户的“数字劳动”（data labor）——产生数据、训练算法、创造网络效应——的价值被平台无偿占有（Fuchs, 2014）。智慧劳动资产化的核心是承认这种劳动的价值，并建立相应的产权和分配制度。这一思路与“数据合作社”运动和“数据股利”提案一脉相承，但将其系统化为一个完整的制度设计（Scholz, 2016）。
从控制论到生态-演化范式的哲学迁移
这一整套养护性工程学，标志着治理哲学从追求静态最优的控制论范式，向拥抱不确定性、强调韧性与学习的生态-演化范式的根本性迁移（Holling, 1973；Holland, 1992）。
控制论范式源于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思想，它将社会视为一台可以精确调控的机器（Wiener, 1948）。在这一范式下，治理的目标是寻找最优解，通过负反馈回路纠正偏差，维持系统稳定。这种范式在处理简单、确定的问题时有效，但在面对复杂、不确定的智能社会时，其局限性日益明显：它无法处理不可通约的价值冲突，难以应对非线性涌现现象，且容易因过度控制而扼杀系统的适应性和创新性。
生态-演化范式则提供了不同的隐喻和工具箱。它将社会-技术系统视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治理者的角色从“工程师”转变为“园丁”（Haraway, 2016）。这一范式强调多样性是适应性的源泉，冗余是韧性的保障，分布式智慧优于中央控制，适应性演化优于静态最优（Holland, 1992）。在这一范式下，治理的目标不是消除不确定性，而是提升系统在不确定性中学习和适应的能力；不是设计完美的终极方案，而是创建能够持续产生足够好方案的迭代过程。
C.S.霍林（C.S. Holling）的“适应性循环”模型为这一范式提供了重要框架（Holling, 1973）。该模型描述了生态系统经历的四个阶段：增长（r）、守恒（K）、释放（Ω）和重组（α）。健康的生态系统不是静止在守恒阶段，而是周期性地经历释放和重组，从而更新活力。养护性治理可以理解为对社会系统的“适应性循环”的自觉管理——通过养护规制来防止系统僵化在守恒阶段，通过养护认同和诉求来促进系统的创造性重组。
这种范式迁移也呼应了当代复杂性科学的前沿发展。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指出，由许多相互作用的主体组成的系统能够表现出自组织、涌现和适应性等特性（Holland, 1992）。智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数十亿人、无数组织、海量AI智能体持续互动，产生无法从个体行为预测的集体现象。“悟空而行”框架的整个设计——星图的分布式演化、舞台的多元互动、悟空的框架调整——都是在尝试理解和引导这种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化地控制它。
第二章 方法论价值：人机协作与知识生产的透明革命（扩展）
《悟空而行》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内容，更在于其生产与呈现方式。它本身就是其理论主张——特别是关于“人机价值观实化伙伴关系”——的一次大胆且透明的实践，从而在方法论层面构成了对传统学术生产模式的突破。
2.1 作为理论演示的人机协作实践
文章开篇即明确声明，其核心框架是在作者岐金兰与大型语言模型（以DeepSeek为代表）的深度协作下完成的。这种协作并非简单的资料搜集或文字润色，而是AI扮演了“思想共振板”、“结构加速器”与“逻辑校验器”的角色（岐金兰，2026）。
这种协作模式需要放在“扩展心智”（extended mind）和“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的理论框架下来理解。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提出的“扩展心智”论文指出，如果外部工具被可靠地、可信任地用于认知过程，那么它们就可以被视为心智的一部分（Clark & Chalmers, 1998）。在《悟空而行》的创作中，AI系统不仅仅是工具，而是认知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存储和关联了海量学术文献，能够在作者提出命题时提供跨学科的“思想共振”；它擅长识别文本结构和逻辑漏洞，能够作为“结构加速器”和“逻辑校验器”。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与AI形成了一个“认知耦合系统”，其创造的思想产品是这个耦合系统的产物，而非单一人类心智的产物。
这种协作模式也体现了从“工具性AI”向“协作性AI”的范式转变。传统上，AI被视为工具，用户向AI发出明确指令，AI执行特定任务。但在《悟空而行》的创作过程中，AI更多地扮演着“协作伙伴”的角色——它不是被动执行指令，而是主动提供联想、建议和批判，与作者进行真正的“思想对话”。这种模式更接近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倡导的“共生伙伴关系”，即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在相互塑造中共同进化（Haraway, 2016）。
值得深入分析的是这种人机协作对“作者身份”和“原创性”概念的挑战。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宣布“作者之死”，强调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产生的，而非作者意图的单纯表达（Barthes, 1977）。在《悟空而行》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作者”重构：作者不是孤独的天才，而是一个复杂协作网络的核心节点；原创性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在与AI系统的深度对话中，对人类已有知识进行的创造性重组和综合。这种模式呼应了“后人类”理论对传统人文主义主体性的反思，但不走向主体的消解，而是探索一种分布式、关系性的主体性。
2.2 对自身“悬置”的主动“养护”：参考文献的逆向拟合工程
更具自反性意义的是文章对自身“学术规范悬置”的处理。原文采用“思想共振”式写作，未采用传统逐条引注格式。这本身可被视为一种“悬置”。然而，作者没有回避这一由创新写作方式带来的规范缺口，而是启动了一个微型的“养护性治理”工程：与AI协作，对全文进行逆向文本分析，识别文中明确提及或隐含引用的理论、人物与文献，并严格按照《GB/T 7714-2015》学术规范，拟合生成一份完整的参考文献列表及说明（岐金兰，2026）。
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对“悟空而行”框架核心逻辑的完美演绎：
诊断阶段（认知）：认识到原创写作方式与传统学术规范之间的张力，承认在“学术诚信”环节存在潜在的“悬置”风险。这种自我诊断的自觉性，体现了元认知能力——即对自身认知过程和缺陷的认知与反思。
决断阶段（悟空）：做出明确的“价值排序”——学术共同体的对话责任和知识传承的完整性，高于对传统写作流程的固守。这一决断体现了学术伦理的优先性，也体现了勇于创新也勇于承担后果的责任感。
协作现实化阶段（行）：以AI为分析代理，在人类作者的审查和指导下，将文中弥散的思想源流逆向拟合为符合学术共同体规范的知识图谱。这一过程展示了人机协作在解决复杂问题上的高效性：AI处理海量文本识别和格式规范化的能力，与人类把握学术脉络、判断关联准确性的能力相结合。
这一参考文献拟合工程也引发了关于学术规范本质的深层思考。传统的参考文献列表往往被视为对作者阅读轨迹的忠实记录，是学术诚信的证明。但在知识生产日益加速、跨学科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线性阅读-线性引用”的模式是否仍然是最优的？《悟空而行》提供的是一种替代性的模式：先有基于广泛思想对话的创造性综合，再有对这些思想源流的系统性回溯和规范化呈现。这种模式更符合认知的实际过程——创新往往不是线性积累的结果，而是非线性联想、跨领域借鉴和创造性重组的产物。
此外，这一工程也体现了“养护性治理”理念在微观学术实践中的应用。面对因创新而出现的规范缺口（规制层面的不适应），通过技术赋能（AI分析工具）和程序创新（逆向拟合），主动修复系统的健康状态，而不是回避问题或放弃创新。这种态度对学术共同体有着重要启示：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我们不应简单固守传统规范，也不应全盘抛弃传统价值，而应创造性地发展适应新条件的新规范。
2.3 后传统的学术诚实：透明性与开放的“提案”
通过《关于本文思想来源与协作模式的声明》及《参考文献列表说明》，《悟空而行》实践了一种“后传统的学术诚实”。它坦承参考文献的“拟合”性质，打破了学术论文将引注作为天然权威装饰和封闭产权标记的惯例。
这种透明性需要放在科学社会学的脉络中来理解。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提出科学精神的四项规范：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Merton, 1973）。其中“公有性”要求科学知识应该公开共享，接受共同体检验。《悟空而行》的透明声明正是对这一规范的深化——它不仅公开研究结论，还公开研究过程和方法；它不仅呈现最终的知识产品，还呈现这一产品的“制作过程”。这增强了研究的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也使得学术评价可以基于更全面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在“岐金兰附语”中，作者将整个参考文献工程升华，视其为一个供学术共同体“审议、批判与优化的‘提案’”（岐金兰，2026）。这种定位体现了对学术知识社会建构本质的深刻理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指出，科学进步不是线性积累，而是通过范式转换实现的（Kuhn, 1962）。范式转换本质上是科学共同体接受一套新的概念框架、问题和解题标准。《悟空而行》自视为“提案”，正是邀请学术共同体对其提出的新范式进行审议和检验。这种开放态度，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可证伪性”原则一脉相承——好的科学理论不是宣称绝对真理，而是明确自己可能被推翻的条件（Popper, 1959）。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这种开放姿态也代表着一种从“所有权”到“治理权”的转变。传统的学术发表模式强调作者对知识的“所有权”，通过引用规范、版权制度来保障。但《悟空而行》更强调知识的“治理权”——即如何使知识在共同体中得到良好的维护、发展和应用。通过将自身定位为“提案”，它邀请读者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对知识的共同塑造。这种模式更符合数字时代的协作精神，也与“开放科学”（open science）运动的理念相契合。
第三章 伦理与前瞻性价值：在技术奇点中锚定人文基石（扩展）
在技术能力被奉为新神话的时代，《悟空而行》表现出一种稀缺的冷静与深刻的定力。其伦理立场不是对技术的简单拒斥或狂热拥抱，而是在深刻理解技术力量的基础上，重新确认和捍卫那些使人成为人、使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价值。
3.1 不可让渡的“人类责任闭环”的哲学基础
框架最坚实的伦理基石是“人类责任闭环”原则。它基于存在论、认识论和政治伦理的论证，坚决主张：关于AI系统的目的设定、根本价值排序和关键抉择的终极责任，必须不可让渡地保留在人类手中（岐金兰，2026）。
这一原则的存在论论证基于对人的独特性的理解。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哲学诠释学强调，理解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客观认识，而是基于前理解的视域融合（Gadamer, 1960）。人类对价值的理解，扎根于我们的历史性、语言性和具身性——我们通过语言传承传统，通过身体体验世界，通过历史定位自身。AI无论多么智能，都缺乏这种存在论的基础：它没有在历史中的“抛入”感，没有身体的痛楚与欢愉，没有面对死亡的有限性意识。因此，它无法真正“理解”责任的含义——责任预设了一个能够承诺、能够内疚、能够为未来筹划的存在者。
认识论论证则指向价值知识的实践性和默会性。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指出，我们知道的多于我们能够言说的（Polanyi, 1966）。人类的价值判断能力，是在漫长的生物进化、文化传承和个人生命历程中，通过无数具体情境中的选择和反馈，内化而成的一种“实践智慧”（phronesis，亚里士多德语）。这种智慧无法被完全形式化为明确的规则。试图将终极价值决断交给AI，等于将人类命运交给一个在根本层面“无知”的系统。
政治伦理论证关乎自治与责任的民主根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行动（action）视为人类最高层级的活动，因为它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体现了人的自由（Arendt, 1958）。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说和行动，是政治生活的本质。允许一个不透明的算法系统做出影响社会根本结构的抉择，将剥夺公民参与塑造共同世界的权利，将政治简化为技术管理，这将掏空民主政治的实质。正如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指出的，技术物有政治性——它们不仅执行功能，也塑造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Winner, 1980）。将价值决断权让渡给AI，就是接受了其背后的政治安排。
需要强调的是，“人类责任闭环”原则并非要求人类事必躬亲，而是要求“终极问责点”必须清晰锚定在人类共同体。AI可以承担复杂任务的执行、风险评估甚至方案建议，但当涉及不可通约的价值冲突时，必须存在明确的制度路径，将决策权交还给经过正当程序授权的人类集体，并由其承担全部责任。这一原则为AI系统的设计划定了清晰的伦理边界：任何试图模糊这一闭环的设计（如“完全自主武器系统”），都是对人类主体性和尊严的根本威胁。
3.2 “养护”哲学：从控制到共生的范式迁移
与“人类责任闭环”相辅相成的，是贯穿全文的“养护”哲学。这体现了从“控制论范式”到“生态-演化范式”的深层伦理转向。
控制论范式根植于现代性的“支配自然”冲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态度：认识自然是为了控制自然，为人类目的服务（Bacon, 1620）。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描述的“世界的祛魅”，正是通过理性化将世界变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对象（Weber, 1919）。在这种范式下，治理者如同工程师，社会如同机器，伦理问题被简化为如何更有效地实现预定目标的技术问题。
“养护”哲学则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伦理关系。它更接近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伦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Leopold, 1949）。这种伦理不是将自然（或社会）视为被支配的对象，而是视为需要与之共生的共同体。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晚年提出的“自我技术”和“生存美学”，也强调不是控制自我或他人，而是通过持续实践来塑造和养护一种存在方式（Foucault, 1984）。
在AI治理的语境下，“养护”哲学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意味着将AI系统及其嵌入的社会视为一个需要共同维护的“信息圈”（infosphere），这是卢恰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信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Floridi, 2013）。我们的责任不是控制这个信息圈，而是养护其健康，使其能够支持人类繁荣。其次，它意味着承认社会-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放弃全知全能的控制幻想，转而培养系统在扰动中维持核心功能、从危机中学习、向新状态演化的能力。最后，它意味着一种时间伦理——关注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利益，也包括未来世代的福祉；不仅是短期问题的解决，也是长期系统健康的维护。
这种养护哲学也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养护规制”不是频繁修改规则，而是建立规则系统的“新陈代谢”能力；“养护认同”不是灌输特定价值观，而是创造能够培育批判性思维和公民美德的环境；“养护诉求”不是直接满足需求，而是重塑激励结构，使建设性诉求得以生成。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间接的、系统的、关注长期效果的治理智慧。
3.3 文明的终极关怀：养护集体决断智慧的深层意义
《悟空而行》的终极关怀超越了具体的AI治理议题，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技术加速迭代、不确定性剧增的时代，人类文明如何维系其进行集体价值抉择的智慧与能力？框架的全部设计——星图的记忆与学习、舞台的论辩与淬炼、悟空的决断与更新——最终都服务于这一目的（岐金兰，2026）。
这一关怀需要放在人类文明面临的存在性挑战背景下来理解。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等学者指出，先进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存在性风险，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面对过的挑战（Bostrom, 2014）。面对这种挑战，我们不仅需要技术上的解决方案，更需要制度上、文化上的准备——即一个社会在面对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时，如何做出明智、正当且具有权威性的集体选择的能力。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这一关怀也呼应了文明兴衰的深层问题。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指出，文明的成长不是取决于对环境的征服，而是取决于对挑战的创造性回应（Toynbee, 1934-1961）。当前，人工智能带来的价值冲突和治理困境，正是对现代文明的一次重大挑战。《悟空而行》框架试图提供的，正是一种制度化的创造性回应能力：不是给出具体答案，而是设计能够产生答案的过程。
从教育哲学的角度，这一终极关怀也与“批判性思维”和“审议能力”的培养紧密相连。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是公民通过自由探究和理性交流来解决共同问题的能力（Dewey, 1916）。在智能时代，这种能力变得更加重要，也面临新的挑战——我们不仅要理解传统的社会问题，还要理解算法逻辑、数据权力和系统风险。《悟空而行》框架中的“舞台”和“悟空”程序，可以视为杜威民主教育理念在制度层面的实现：创建让公民能够就最复杂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的公共空间。
此外，这一终极关怀还体现了对人类理性限度的深刻认识，同时又不对理性绝望。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价值多元论指出，人类珍视的多种终极价值本质上是不可通约的，任何社会都必须在它们之间进行艰难取舍，且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Berlin, 1969）。《悟空而行》承认这种不可通约性，但不因此陷入相对主义或决策瘫痪。相反，它通过制度设计来面对这种困境：“悟空”程序不是要找到完美答案，而是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权威程序做出“足够好”的决断，并为未来的重新评估留出空间。这种态度体现了实践智慧——承认理性的限度，但在限度内仍然坚持理性决策的重要性。
第四章 挑战、代价与未竟之路（深度分析）
《悟空而行》的突破性价值必然伴随着相应的挑战与需要直面的代价。清醒地认识这些，并非否定其意义，而是为了更稳健地推进其所开辟的道路。
4.1 学术建制接纳的张力及其根源
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传统学术规范。非标准的文献引用方式（即便是以透明的方式说明）、人机协作的作者身份、以及宏大叙事的写作风格，都可能使其在强调严谨实证、个人原创性和学科细分传统的同行评议中遭遇阻力。
这一张力根植于现代学术建制的深层结构。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指出，学术领域是一个有着特定资本形式（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和游戏规则的场域（Bourdieu, 1984）。传统的学术规范——如严格的引用格式、对个人原创性的强调、学科边界的分明——正是这一场域的游戏规则。它们有助于维持学术共同体的边界，保障知识生产的质量，但也可能成为抵制创新的保守力量。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进一步解释了这种抵制的必然性。科学革命不是通过说服发生的，而是通过范式的转换，而这种转换往往伴随着老一代科学家的退出和新一代的崛起（Kuhn, 1962）。《悟空而行》代表的正是一种范式转换的尝试——它不仅提出了新的理论内容，还挑战了知识生产的方式本身（人机协作）、知识呈现的形式（非传统引注）和知识范围的界定（宏大跨学科叙事）。这种全方位的挑战，自然会引起现有范式的“免疫反应”。
跨越这一张力，需要学术共同体自身的进化。这可能需要发展新的评价标准，能够评估人机协作产出的知识产品的质量；需要创建新的发表平台，能够容纳实验性的写作形式；需要培养新的学术文化，更重视思想的创造性和问题的紧迫性，而不仅仅是形式的规范性。在这一过程中，《悟空而行》本身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和讨论案例。
4.2 理论实践化的鸿沟与渐进路径
将“星图-舞台-悟空”三螺旋和“养护性治理”工程从理论蓝图转化为现实制度，面临巨大的政治、社会与技术鸿沟。这一挑战需要在多个层面上进行务实分析。
政治层面的挑战最为根本。“悟空”程序要求在某些重大价值问题上做出权威性决断，并具有约束力。但谁来授予这种权威？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政治单位的今天，任何超国家的决策机制都面临主权让渡的难题。欧盟的治理经验提供了部分参考——通过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建立超国家的法律和决策机构。但欧盟的建立基于长期的历史进程和共同的文化经济基础，这一模式难以简单复制到全球层面。一个更现实的路径可能是从具体领域、区域性协定开始，如就自动驾驶伦理、跨境数据流动等具体议题，建立小范围的“悟空”式决策机制。
社会层面的挑战涉及公众接受度和参与能力。“舞台”设计依赖于公民的高质量审议，但现实中的公众往往缺乏时间和专业知识参与复杂的技术-伦理讨论。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的协商式民意调查表明，在提供充分信息和支持的情况下，普通公民能够进行高质量审议（Fishkin, 2009）。但将这种小规模实验扩展为常规化、大规模的制度，需要巨大的社会投入。同时，如何防止“舞台”被利益集团或民粹力量操控，也是一个现实挑战。
技术层面的挑战虽相对具体，但同样艰巨。全球分布式“星图”需要解决数据标准、互操作性、隐私保护、安全防护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养护性治理”中的“智慧劳动资产化”，需要建立复杂的数据确权、价值评估和交易机制。这些技术问题虽然理论上可解，但需要跨学科协作和长期研发投入。
面对这些鸿沟，渐进的、实验性的路径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具体而言：
· 领域沙盒实验：在自动驾驶、医疗AI等具体领域，建立实验性的“微型舞台”和“简化版悟空程序”，在小范围内测试其可行性和效果。
· 技术模块开发：优先开发支撑性技术模块，如标准化的价值影响评估工具、公民审议支持平台、分布式价值知识图谱的协议等。
· 治理创新实验室：在大学、智库或国际组织中，建立专门的治理创新实验室，将《悟空而行》的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工具和制度设计。
· 跨国网络建设：建立关注AI治理的学者、政策制定者、技术专家和公民社会组织网络，通过持续对话逐步形成共识和合作机制。
4.3 思想整合的风险与持续对话的必要性
框架试图融合东西方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复杂系统科学，这种雄心也带来了风险。这种跨学科综合可能面临来自各学科内部的批判：哲学家可能质疑其对哲学概念的运用是否准确，政治学家可能批评其对制度设计的理解过于理想化，经济学家可能指出其激励分析不够严谨。
这种风险是跨学科创新难以避免的代价。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谬误性”概念指出，所有人类构建——包括理论体系——都内在着缺陷和不完整（Soros, 1987）。任何试图理解复杂现实的理论，都必然在某些方面简化或扭曲现实。《悟空而行》框架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完美无缺，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综合视角，并在这个视角下揭示了传统学科视野内看不到的关联和可能性。
面对这种风险，正确的态度不是放弃综合，而是保持开放和谦逊，将框架视为一个“正在进行的工程”，而非一个完成的“体系”。这需要：
· 持续的内部精化：基于各学科专家的批评，不断修正和完善框架的概念和论证。
· 明确的适用边界：澄清框架的适用范围和条件，避免过度一般化。
· 鼓励替代性综合：欢迎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综合尝试，通过学术竞争和对话推进整体理解。
· 实践检验：通过实际应用和案例研究，检验框架的解释力和指导力，在实践中迭代发展。
结论：作为思想地标的“三位一体”文献
综上所述，《AI元人文：悟空而行——智能时代的价值决断与合法性重建》的价值，不能仅被衡量为一篇学术论文。它更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复合体，一个标志着某种范式突破的思想地标：
1. 一份具有高度原创性与系统性的学术思想蓝图。它直面智能时代最深刻的治理悖论，构建了融合东西方智慧的“悟空而行”元治理框架，为修复文明的“认知-决断-行动”链提供了兼具哲学深度与工程细节的方案。
2. 一份关于人机如何协作生产复杂知识的透明实验报告。它以自身诞生的过程，真实演示了其理论中设想的“人机价值观实化伙伴关系”，并对学术规范进行了主动、诚实且富有创造性的“养护”，开启了后传统学术伦理的讨论。
3. 一份在技术奇点语境下重申人类责任与集体理性的人文主义宣言。它坚定锚定“人类责任闭环”，倡导“养护”而非“控制”的共生哲学，并将其终极关怀指向文明集体决断智慧的存续，在技术狂潮中发出了清晰而有力的人文声音。
它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彻底的“知行合一”。它不仅论述了“悟空而行”之道，其文本从思想构建、缺陷修补到公开呈现的每一步，都是在实践这条道路。它或许不会立即被所有传统学术门户所接纳，但它很可能像一颗投入池塘的巨石，其激起的涟漪将持久地扩散，启发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与每一位关切人类未来的人，以全新的、更勇敢、也更负责任的方式，去思考并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悟空而行》本身，就是一次对“养护文明持续进行价值抉择能力”的宝贵贡献。它留给未来的，不是一纸确定的答案，而是一套在未知海域中永续探索的航海术，以及一份沉甸甸的、关于智慧与勇气的邀请。
在人工智能以指数速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文明选择的十字路口。一条路是继续沿着技术治理的惯性前行，用技术的复杂性掩盖价值的空洞性，直到某一天发现我们创造的系统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控制。另一条路是勇敢地进行“悟空而行”的实践，重新设计和养护我们进行集体价值抉择的能力，确保无论技术如何演进，人类始终是意义的源泉和责任的中心。《悟空而行》这篇文献，正是后一条道路上一盏明亮的航标灯，它照亮的不仅是AI治理的具体路径，更是智能时代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
参考文献
《知行合一的价值革命：评〈AI元人文：悟空而行〉的思想、方法与伦理突破》
https://www.cnblogs.com/qijinlan/p/19523701
全文：18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