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老怜贫”是针对不尊敬、不照顾、不孝顺老人而言，本意是好的。但是，今天的耄耋老人，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不是瘫痪者或得了不治之症、续命无丝的绝望者，为什么要请人“惜老”？求人“怜贫”？“惜老”是属于精神上的，“怜贫”是物质上的。精神具体表现于身体，物质具体表现于经济。人到老年，身体与经济的储备，若能自主——“大主意自己拿”，既不会濒于“惜老怜贫”的边缘，还会感到“丈夫绝不受人怜”的自豪。

    可是，身体的储备，一半取决于老年时期，一半取决于青壮年时期。假若青壮年时无储备之心，或纵情恣肆地忘了储备，到了老年，那就会感到“船到江心补漏迟”了！假若青壮年时做了储备，到了老年，倚老卖老，自认为“宝刀未老”、“余霞满天”……而率意施行那句圣人之言“随心所欲不逾矩”，恐怕“银行里的存款”，连本带利，都会一古脑儿地倾泻而干。

    经济的储备也是如此。求田问舍，固是刘郎之耻；而“量体裁衣”，也是南齐太祖的名言。假若以“千金散去还复来”逞一时之豪情，那么，“待到无时念有时”，便会遗终身之寒酸。我认为，经济（具体说就是钱）是维持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父子、夫妻、朋友、师生……的名称，假若没有感情的支撑，等于空洞洞的符号。感情的支撑与破裂，则常常发轫于钱。我亲眼看到许多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师不师、生不生的明显破裂与暗中芥蒂，表面上仿佛是意气之争，骨子里却是经济之祟。这些严酷的事实教训了我。所以我在经济的处理上并不是故意地自奉甚俭，待人甚丰，而是养成了人不怜我，我不求怜的储备。我非到紧急时刻，绝不用儿女的钱；儿女自愿地汇寄娱老之资，我看作朋友的馈赠。儿女有所急需，我则以力之所及，减轻他（她）们的一时拮据。朋友、师生之间，也定了个不例之例：熟知我嗜好的，赠花木或送烟、点，恭敬不如从命，一礼全收。反之，托他们买书、买花、买生活用品，多至数百元，少至几角钱，一定要照价实付。当然，对于写文章应得的稿酬，我是不客气的，甚至有时催索。我自己这样自主，自己拿主意，自问还巩固了父父子子、夫夫妻妻、朋朋友友、师师生生之间的感情，休说反目反唇，即暗恚暗怨，也未尝有之。这就是我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双重储备。

    我吃了一辈子间接的“开口饭”和砚田收成，假若买房置地，总会逃不脱“资产阶级”的雅号，甚至“地主阶级”的帽子。解放以前，不止三、四次的随剧团旅沪演出，每次包银递增，直挣到每月几条“黄鱼”。这些金光闪闪的“黄鱼”，一半供给全家的生活；一半用它听戏、听书、买花、买鸟、买雨花石，买名竹扇股、买橄榄念珠……凡是我一时兴会，喜而聚之的，不惜“黄鱼”逐水而逝，必穷其究竟而后快。直到现在，我常常和儿女及弟子们说：“不要留恋我过去挣的钱多，想啥买啥，可是我现在年纪老了，包银纵然增到几十条‘黄鱼’，限于生理上的自然规律，既不能机而飞之，也不能车而载之，身不能去，‘黄鱼’怎能到手。现在我坐在家里，每月享受固定的退休金和公费医疗；偶动笔墨，还能增加收入。否则，休说‘黄鱼’梦空，恐怕还要索我于枯鱼之肆了！”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护了一个下肢不良于行而上体心脑尚健的翁偶虹！

    在告诫儿女与弟子们的同时，他们问到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主张，我毫不隐瞒我过去的放荡生活。我从十八岁起，用我不懂美学的感受看生活，觉得一切都是美的。我所认为的美，是以一切色相，均入眼帘，满足我的好奇之心。心里美孜孜的美，而不是形式之美。我的好奇的生活，上至雅人深致的琴棋书画、作赋吟诗，下至庸俗低级的声色犬马、吃喝嫖赌。雅也好，俗也好，我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个界限：就是猎奇而不溺嗜。雅的不必自我标榜。单说俗的，我在青壮年时期，能喝白酒八两、黄酒四斤；两天两夜不下牌桌；到现在，酒则滴不入口，牌则年只一摸。又因为是职业编剧，老、少、男、女演员之家，差不多都有我的足迹。那时盛行烟霞之癖，他（她）们热诚地请我对灯吹箫，我只尝过一次，下不为例。北京的八大胡同，王、皮、蔡、柳，甚至土娼的莲花河、白房子，走马章台，也只一次。东西庙会的花农、鸟贩，天桥的八怪、艺人，都是我的朋友。八次旅沪，眼界尤开，“跑马厅”，“赛狗场”，“赌台子”，“按摩浴室”以至“咸肉庄”，“磨镜室”，“八号半”……我都要请识途老马，向导观光。我之所以如此放荡，是觉得社会上既有这些客观的存在，就应当有主观的我，阅尽一切色相。现在这些色相俱空，反自幸及时一睹。

    现在认为美的一切，我也和大家一样，爱看爱听。杂志上的“美的头像”，有人硬说不美不爱看，我认为是假道学。今年年初，弟子张景山送我两本年历，一本是摄影精品，一本是半裸体的健美图像，他不好意思地“展开一观”，我说这有什么关系，挂在我的床头，午睡醒后，正好解困。由此引伸，目常来访的人，凡是我认为风度翩翩、态度爽朗的女同志或男同志，总觉比招待酸腐猥琐的人兴会的多。我并不以年老而老少年之心、少年之趣；客观的事与物，一切由我自主，自己拿主意。我的主张是过眼即空，胸中不留一物；豁然开朗，心中不滞一痕，真正滞留在胸中心里的，还是每天四个小时的写作。

    拉杂写来，可以说是“坦白从宽”吧！其实，我的坦白，早已流露在常为友人写的一首七律诗中: 

 

　　百岁光阴贵忘期，

　　养生何必役身躯。

　　花经风雨秋弥艳，

　　人到衰年朗最宜。

　　宁静方能抒志远，

　　高知从不恚楼低。

　　半生只以勤为友，

　　秃笔犹织五色机。

 

    写诗自然要含蓄些，即以此文，为诗注脚。从注脚中，可能说明八十岁的我，还是“丈夫绝不受人怜”的。

 

    翁偶虹（1908年——1994年）中国剧作家，北京人，原名翁麟声，笔名偶虹。1934年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任编剧和导演。1949年以后在中国京剧院任编剧。1974年退休。代表作有《锁麟囊》、《将相和》、《响马传》、《大闹天宫》、《李逵探母》、《红灯记》等。专著有《翁偶虹戏曲论文集》、《翁偶虹编剧生涯》、《翁偶虹剧作选》、《北京话旧》。

 

 

 

                     八十年代出版的《翁偶虹编剧生涯》，印量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