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满是个我不熟知的女作家，但读了她的几篇小说，我很惊讶。在我编辑和评论当代小说差不多25年的时间里，我阅读了无数的小说作品，也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可是让我惭愧的是，我忽略了这样一位出色的女作家，而且是一位满族的少数民族作家，她就在远离家乡的湖南那个地方，默默地写作，并且写出了相当不错的小说，她在我的视线之外，也在中国文学评论的视线之外，这确实是让人遗憾的。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判断文学和小说的标准是如何制定的，好小说是不是一定能被我们的眼光发现并认可。当我们蜂拥着推崇某些作家的时候，是不是也遮蔽了一些同样出色的作家，他们在文坛和评论界的热闹之外，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探索默默支撑着中国文学界的繁荣和喧嚣，同时也承担着中国文学的落寞和孤独。
对我来说，阿满确实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读了她的小说，让我感觉并不陌生，她的小说触动了我的内心，也让我对女性文学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我们知道，女性主义曾经是热门的充满火药味的话题，对抗父权社会，强调女性独立和性别特征，这种行为和理论极端化的结果就是或者让男人躲之不及，或者让男人暗自讪笑。阿满的小说恰恰避开了这种锋芒，她更多的是将女性主义作为阐释女性之间的内部问题，彼此互相关注关心，互相抚慰和理解，进而共同面对天然的性别弱势。这种封闭的内部的“战争”，远离以至排除了男性的权力角斗场，创造了一种自怜自爱的的审美境界。这类小说在女作家林白的作品里有过极致的表达，比如《一个人的战争》《回廊之椅》，而在阿满的作品中，我又发现了新的经验。
《花蕊》是阿满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描写了两个女人的关系，让我非常感动。我想用三个词，概括和解读这篇小说——触觉、触摸、爱抚。这三个词既是小说的关键词，也是小说内部发展、故事递进的三个阶段。小说的开局，妇科医生刘利为女主持人乔曼检查下体，写法完全是“触觉”化的。仪器在病人的身体里游走，医生的感觉和病人的感觉都写的非常真实而富有象征意义。刘利由女人“上面漂亮下面不漂亮”感叹，到对乔曼“躺着和站着都一样好看”的赞叹，很有想象力。这是由触觉产生的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感受，发展成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虽然隔着偏见、陌生和戒备，但非常细腻真切。之后是两人的试探性的“触摸”阶段，一个是见够了女人隐私，几乎丧失了情感的医生，一个是试图保持自己难言之隐的公众人物，这种触摸只是停留在医生对病人，或者说是一个观众对一个名人的关注，它是职业性的，也是充满好奇的一个过度性情感。到了“爱抚”阶段，我以为才是两个女人交流与情感的升华，面对一个始终不曾露面或者说始终不在场的男人，（那个有电影《爱德华大夫》面相的男人）一个在深情地诉说和回味，一个在想象并且在担忧。由此刘利得出了这样一句道理：“一个女人，你的花蕊过于贪恋情感之露，必将有生命不能承受之损。”当乔曼心中的那个男人突然人间蒸发的时候，刘利送给她的礼物却充满了象征意味，那个塑料制作的男性之物，正是女人对男人的一种绝望的想象，一种逃离的放纵。或许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替代的，包括性，而女人之间的爱与坦荡，或者说是女人的自爱才是最可靠和安全的。
阿满的小说给我触动的还有《双花祭》《阴阳会》《早晨，一个人的战争》等，这些小说都是女性以自己的经验进行自我诉说和自我观照的，有的还有一点同性恋爱的趋向。我尤其喜欢《早晨，一个人的战争》，倒不是说它写的多么好，而是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视点，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的小说《另一个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博尔赫斯──“年逾七十”的老年博尔赫斯与“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博尔赫斯──超越时空地相遇了。老年博尔赫斯一本正经地向青年博尔赫斯论证他们两人相遇的真实性与可能性。而《早晨，一个人的战争》将一个叫王芸的女人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叫大芸，一个叫小芸，后者寄居在前者的躯壳里，拼命想挣脱另一个身体的禁锢，而实际上她们是一个人。这种类似荒诞的构思，其实是一个女人的狂想，一种身体与心灵、真实与希望分庭的尝试。她会奇妙地让人分裂成两个人，从而获得两种命运两种人生。
让我意外的还有阿满小说的语言，是一种非常干净的汉语书面语，没有受到所谓政治的，时尚的，网络的，欧化的各种因素的污染。我们知道汉语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现代白话却只有一百年，而汉语在这一百年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外力的改变和污染，早期有欧化句式，后来是政治的革命腔调的渗透，现在又沦入时尚与网络语言的侵蚀。我把它们统统称为对汉语的污染，这种污染有时候是潜移默化的，让我们不知不觉，有时候又是充满暴力的，令我们猝不及防。我最近阅读小说，常常感叹，那种理想的简洁纯净的汉语很难找到了，而阿满的语言，很少有多余的修饰性的词汇，也滤掉了语言中的杂质，非常清晰，准确，保持了现代汉语的味道。她甚至淡化了时代的特征，以保持人物环境的封闭性，使她能够专心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已发《文艺报》2011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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