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担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光环可能会遮蔽很多同样出色的中国作家，甚至让有些作家产生抵触和绝望的情绪，认为他的获奖无疑会让其他作家获奖的机会至少推迟十年（因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奖后二十多年后，大江建三郎才得以染指。）而我以为，莫言的获奖会让世界更加希望了解中国的文学，因为莫言不过是中国作家的代表，如同写过《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拉丁美洲作家的代表一样。马尔克斯的获奖无疑带动了整个拉美文学的发展，使更多的拉美作家受到关注，比如鲁尔福、博尔赫斯、略萨、富恩特斯、科塔萨尔、卡彭铁尔以及阿连德等等众多作家开始被世界所熟知。

 

    格非就是站在莫言身边的优秀的中国作家中的一员，打个比喻，假如莫言是中国的马尔克斯，那格非应该是中国的博尔赫斯或者科塔萨尔甚至是将来的略萨——略萨在马尔克斯获奖20多年后也得到了这个殊荣，当时马尔克斯给他的祝贺是：我们俩终于一样了。

 

    我关注格非和他的小说已经多年，和他也是二十几年的朋友。1989年我在《北京文学》还编辑过他的短篇小说《蚌壳》，那时他才25岁，比现在很多“80后”还小，可他已经写出了《褐色鸟群》《迷舟》《大年》等被认为是中国先锋小说崛起的标志性作品，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作家。我不否认早年的格非受到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及后现代文学的影响，比如法国的罗布-格里耶，比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这些人都是他写作生涯开始的偶像。但是当众多以模仿两位作家为荣，乃至以假乱真的业余作家们被淘汰出文坛之前，格非便以自己独立的文学品格和创作实力，摆脱了西方文学的阴影，稳固地站到了中国文坛的最前沿，以“江南三部曲”长篇系列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跻身国内一线作家的行列。

 

    关于对这三部作品的赞誉已经很多，我不想多言，但有一点我必须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缺少一部完整的反思中国一百多年间现代化进程中人文和精神趋向的小说，缺少真实反映自民国始、新中国建立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伦、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变化的作品，所以，我以为格非的三部曲是将中国近代以来三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对照、拆解、分析，然后连接并贯通，成为我们现在以至将来认识和研究百年中国精神历史的史诗性作品。而其中的《山河入梦》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因此，我曾将其收入了我主编的“汉语小说经典大系”中，与鲁迅、萧红等文学大师比肩而立。

 

    与格非结识这么多年，我们的见面并不很多，且每次几乎都是在众人的场合，匆匆寒暄而别。但有两次我记忆深刻，某种程度上说这两次见面也改变了我对文学的一些看法。一次是1990年3月的第一次见面，他与妻子从上海来京，见面的那一刻我估计我们彼此都有些诧异，因为读他的小说给我的印象他应该是一个高个长发且目空一切的家伙，而我在他的想象中一定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老者，因为他之前给我的信中总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贺”姓，贺兴安是当时一个有名的文学评论家，在我和格非见面前，我好像一直顶着另一个人的大名，且没及时纠正。可见面后的感觉是，他更像是一个大学生，个头并不高，头发也没披肩，语调温和；而我也不过是个二十几岁写点小说、写过几篇评论的年轻编辑。我依稀记得那天他穿的是浅色的棉衣，脚上是当时还少人穿的白色旅游鞋，头发当然是黑黑的。他送来了他刚刚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迷舟》。我们谈了文学，谈到纳博科夫和他的小说《普宁》。当时我正着迷于这个爱玩文字游戏且喜欢收集蝴蝶的美国老头，模仿他写了两篇小说《做贼》和《苍蝇》。令我欣喜的是原来还有一个人与我同样喜欢一个并不主流的作家，他客气地对我的写作给予了鼓励。但是这次见面，让我彻底打消了写小说的念头，因为我知道我正在写的小说已经被格非写完了，且凭我的才气我可能永远也赶不上这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兄。   

    

    第二次见面是三年后，我去上海。他请我在他华东师大的宿舍喝酒聊天。我震惊于他的变化，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学者型作家，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激情剑指困顿中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我感到羞愧，我与当时北京的一帮青年作家还热衷于文学圈子的无休止的聚会和酗酒，沉湎于80年代末的政治创痛而无思进取。他告诉我他正在构思一部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长篇小说，就是后来的《欲望的旗帜》，他为准备这部小说的写作，阅读和重读了上百部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中外小说和理论著作。那次见面使我感觉，我已经很难与他对话，他已经从原来的偏重语言和形式的先锋派作家，开始变成一个思考社会进程和关注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家（就像马尔克斯所宣称的那样——我是个现实主义作家）。这是一个自觉的蜕变，也是一个作家保持创作生命力的前提。

最近翻看他送我的《文学的邀约》一书，这是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稿。其中的自序《现代文学的终结》给我很多启发，也印证了我这两年对文学出版的一些困惑和体会。他分析了自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文学中作者、读者和赞助人的关系，以及市场机制如何将文学变成廉价流行商品的事实。或许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就应该是少数人的事情，是奢侈品，作家只是手艺人，读者是收藏者和投资人，出版商可以“通过对图书的印量进行严格控制，将书籍变成一种类似于艺术收藏品的特殊商品”（见《文学的邀约》）。这可能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以及它的载体——纸质图书不可能消亡的一个理由。

 

    在当代国内的作家中，格非的小说无疑是最值得收藏的作品之一。写到这里我想，假如有谁出版一本羊皮面精装的收藏级别的格非的小说，类似十九世纪前欧洲图书那种质地的限量版，我一定第一个掏钱购买，并让他签上名字，然后把它放在我书架的最好的位置，任时光打磨，批评者的呱噪，成为一部超越时空的真正的文学经典。而我将是他永远的读者，一个连博尔赫斯都羡慕的好读者。

 

                                                     （ 见《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