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说：“最高一层天才，是早熟而晚成的。”我一直认为静之就是一个天才。天才不同于才子，才子早熟，但往往短命，而静之却常胜不衰，愈“老”弥坚。 从诗歌、散文到小说，从电视剧、电影再到话剧、歌剧，还有京剧，他几乎无所不能。静之以其多方面的才能，丰富了我们的艺术视野，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诗意、欢笑和思考。

    最早认识静之是读他的诗歌，其中一首关于蒙古草原的诗《达尔罕的月亮》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达尔罕的月亮，你使   

一万年都像这个夜晚 

一样的风， 

一样的青草 

一样的光辉清冷 

一样的达尔罕 

谁有力量走近你，喊你 

使你答应”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面对自然、面对宇宙、面对历史的一种敬畏感。我理解这首诗，感觉到作为一个诗人的巨大的能量，他的肉身或许微不足道，但他的想像力却可以穿越时空，横贯亘古。假如你有幸亲耳听到静之现场朗诵这首诗，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以及酷似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的派头，一定会令你如醉如痴，让你对诗人这个职业产生敬意。 

    在我看来，诗写的好并不能算好，能把诗通过自己的朗诵有效地传递给读者，让文字和声音同时触碰接受者的心灵，这才是好诗人，就如同远古时代的行吟诗人一样。 

    静之的朗诵绝对是一流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个接近专业级的男高音，据说他曾不间断地学过十年声乐。大约二十年前，在一次小范围的文学聚会中，我听过他演唱的《重归苏莲托》，之后至少在文学界里，我再没有听过比他唱的更有魅力的高音。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发烧西洋古典音乐CD，我除了偏爱贝多芬、莫扎特以及巴赫的钢琴之外，还专注于女高音，尤其喜欢凯瑟琳•巴托和擅长巴洛克清唱剧的爱玛•科柯贝等，而对男高音我却不甚了了。一次，他向我郑重推荐了上个世纪初意大利的男高音蒂托·斯基帕。他告诉我，这个家伙被后世大大地低估了。他引用斯基帕同时代的歌唱家贝尼亚米诺·吉里的一句话：“我们都是人间的声音，而斯基帕的歌声是天外来音。我们得跪着听他演唱。”当时，我只知道卡鲁索、帕瓦罗蒂、卡拉雷斯等，但是当我听了斯基帕之后，我知道了，一个男高音不一定非要将高音飙到HC，才能震撼和感染听众。 

    回想和静之的交往，我与他见面最多的场所竟然是影碟店。那时，他刚开始尝试写电视剧本，我也正对电影感兴趣。我们俩会经常不约而同地在各种不同的碟店碰面。我们相视而笑或者寒暄几句，便各自埋头一张一张地挑选碟片，买完碟我们俩一人提着一个装满碟片的黑色塑料袋，站在路边，交流起观碟的经验，或向对方推荐刚刚看过的好片子。记得他在推荐一部电影的时候，眼睛总会眯成一条缝，顶着高阔的额头，完全沉浸在电影的情境里，仿佛这个电影是他导演、编剧或者出演的。后来他终于躬身实践，写出了《琉璃厂传奇》《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让他扬名全国的电视剧。 

    九十年代后期，我与他接触相对比较多，听他无意中谈到写了一篇女儿写作业的文字，一直没有示人。他谈的事情让我感触颇深。我们的语文教育越来越多的是为了应付考试，追求实用和功利，忽视了语文学习对孩子的审美能力的培养。当时我在《北京文学》杂志任副主编，正组织一组有关中学语文教育问题的文章，于是我请他寄了过来，这就是后来那篇著名的散文《女儿的作业》。文章刊出后，国内多家媒体纷纷转载，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也促发了全国范围内有关素质教育的讨论。不久前，静之还在自己的微博上谈及此事，并@我，让我们的思绪共同回到了火热的1997年。之后，我又签发他的小说「我家房后的月亮」，这篇小说入选了我们「北京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发起的“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的最佳小说名单。

    在我的经验里，国内影视圈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伤心之地，这么多年，我只写成过一部电视剧本，拍摄完成却没能播出，其他大多半途而废。所以，虽然我非常钟爱电影，却真的不喜欢与影视界的人打交道，唯有静之兄是少数几个例外，虽然他不能完全算是影视界人。静之是个非常注重情义的人，也极少沾染影视圈的毛病。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播出后，他一夜之间成了影视界的大腕，被誉为“中国第一编剧”，但他并没有忘记给他知遇之恩的人。他几次曾说：“走上编剧这个行当我至今也要感谢两个人，田壮壮和唐大年，是他们看了我的文字后鼓励我，说我能够写剧本。”2000年我离开《北京文学》杂志，他听到消息后不久就主动打电话给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参与他策划的某部电视剧的写作。我自知与他仅仅是编辑与作者的来往，虽然我们比较谈得来，可论交情真的算不上，但是他的一个电话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兄长的关怀和温暖。我其实挺后悔没有听从他的指引，真正投身到影视剧写作的行当中去，以实现我很久以来的电影梦，也不枉我收藏和观摩了那么多的好电影。

    静之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几乎都看过，《一代宗师》我看过三遍，非常喜欢，也亲耳听过他与导演王家卫合作时的愉快和收获。《归来》放映后虽然非议不少，但我绝对是这部电影的忠实拥趸。不久前，我在深圳讲课，专门对比了小说《陆犯焉识》与电影的差异和各自的妙处。我以为，小说肯定是部好小说，而电影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准确而深刻地阐释了一个糟糕年代的人性的坚持，我以为这是改编者对原创小说的一个提升和飞跃。

    静之不止一次说过，他其实更想写话剧、歌剧和京剧，这些传统的戏剧形式更能体现编剧的艺术功底和情怀。所以在写影视剧之余，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戏剧的写作当中。遗憾的是我只看过他一部话剧《花事如期》，但是这部话剧我看了两遍。第一次看是他为北京作家协会的会员设的专场，第二次看是他特别邀请我参加他与刘恒、万方三人成立的龙马社十周年纪念会，我坐在他与刘恒的旁边。演出当中，静之不时地随着剧情的发展而笑出声来。自己的作品应该是再熟悉不过，可他却毫不掩饰地像一个初看的普通观众沉浸其中，我想这既是对演员的尊重，也是对自己作品的尊重。因为剧情和台词或许已经定型了，但话剧的魅力就是在于现场的效果和演员的即兴发挥，所以有人说，话剧的演出，每一场都不是重复的，况且好的演员和演出往往会对剧本本身增添新的可能性。《花事如期》是他遵循和实践古典戏剧三一律的一个尝试，也是他对古典戏剧模式的一次致敬作品。全剧只有两个人物，一个场景，却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与人性的复杂性。剧本既有悲剧的冲突，又有喜剧的夸张，堪称国内戏剧创作介入当下问题的一个典范。

    几年前，静之进入北京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并被选举为副主席，我则签约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我们俩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也经常能聆听他关于文学和电影的高论。不久前，我因为要写这篇文章给他电话，他告诉我他正躲在北京郊区的山里创作有关徽班进京的电影剧本。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我期待这部关于京剧起源和演变的电影早日问世，也希望面临凋零的京剧这一中国国粹，因为他的独到阐述，重新引起国人的关注和兴趣。

 

                                                                                 （ 已发《文学报》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