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战略性协调的框架下美国在AGI 技术路线选择上正从开放市场主导转向由国家引导的发展路径这一变化最突出地体现在围绕大模型能力的国家级战略布局中美国政府主动介入引领AGI 的技术选择而不是单纯地依靠市场力量。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发布人工智能战略明确技术方向加强规模扩展法则Scaling Law路径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发布的研发战略中对AGI 概念进行定义将AGI 技术“通用能力”标准具体化为技术研发提供目标指引。12 针对高性能模型系统美国政府明确技术发展亟待突破的安全性、可控性和可信性漏洞将其与国家安全和科技竞争捆绑13 使大模型不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成为需由国家主导的战略要素。2025 年7 月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发布《人工智能行动计划》America’s AI Action Plan等一系列战略固化了政府对AGI 的长期介入试图确立国家在AGI 领域的主导权。此外美国通过发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战略文件为高性能模型研发及产业化提供可预期的长期政策框架。2026 年3 月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发布人工智能国家立法框架围绕创新发展、言论自由、知识产权等关键领域制定统一施行的法案草案以弥补“各州相互冲突的碎片化法律体系”14 增强模型投用环境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美国也联合来自科技、国防、能源等领域的部门增强国家协调全国数字资源的政治权威性降低市场主体的政策风险与合作成本。除美国总统办公室外多份战略规划来自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能源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职能部门承诺给予长期稳定资金支持并推进跨部门协作机制将AGI 议题高度政治化、安全化与法律化促使模型开发的研发环境趋于稳定使各模型开发和应用方不得不与国家战略开展跨域协作。最后从制度性协调框架来看国家在技术不确定性条件下通过顶层规划在技术路线与组织机制之间建立联动机制以引导跨学科整合。在美国AGI 发展路径中这种协调主要体现为引导技术界与产业界开展跨学科合作。例如2016 年美国总统办公室发布的《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明确提出“增强智能”将重塑就业结构并通过间接就业效应扩展技术的社会嵌入空间。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制度上的激励和平台上的发展促使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之间形成网络化合作关系。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推动建立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院体系采取由顶尖高校牵头、多主体参与的组织模式在网络安全、教育、气候等领域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研究。这种安排既保留了市场与学术体系的自主性又通过制度化平台降低了跨学科协作的摩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