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 月 24 日，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行政令，启动了被外界称为 “AI 版曼哈顿计划 ” 的 “ 创世纪计划 ” （ The Genesis Mission ）。

“创世纪”一词源自《圣 经》，特朗普为这项国家级AI任务冠以此名，足见其寄予的厚望。这绝非孤立的政策突发，而是全球科技竞争进入深水区的必然产物。

如今，AI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产业核心，成为重塑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关键力量，全球科技竞争也从单点技术突破转向体系化能力对抗。

因此，“创世纪计划”的出现，既是美国应对全球科技格局变化的战略回应，暗含主导未来全球科技治理规则的深层野心，更被视为其科技政策从“自由放任”向“任务导向型”国家资本主义转变的标志性事件。

对中国而言，这一计划既带来技术封锁的外部压力，也提供了观察大国科技战略布局的镜鉴，而如何在这场无硝烟竞争中积极应对，同时保持开放合作姿态、构建可持续创新生态，已成为当下亟待深入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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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计划的诞生逻辑

创世纪计划的落地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科技发展中“危机驱动”的战略传统。

回溯历史，美国科技界“遇危机则聚力”的局面早有先例：冷战时期，面对苏联在太空领域的领先优势，“阿波罗计划”应运而生，不仅完成载人登月的壮举，更带动半导体、新材料等一系列关联产业爆发，成为国家力量撬动技术革命的典范。

显然，这种“国家意志+集中资源”的科技创新模式，已成为美国在关键赛道突围的核心路径，而创世纪计划正是这一传统在AI时代的延续与升级，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一环。

在美国看来，中国近年来在关键科技领域的进展已远超预期：一方面，中国AI大模型落地速度迅猛，尤其在工业质检、新药研发等实用场景中，企业已将AI融入核心流程，实现效率数倍提升；另一方面，半导体产业链自主化进程稳步推进，从芯片设计到制造封装，正逐步打破对外技术依赖。

更关键的是，中美创新路径的差异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焦虑——中国凭借举国体制，可快速整合跨部门、跨区域资源，聚焦关键领域实现集中突破；反观美国，却深陷各州监管壁垒、科技巨头利益博弈的碎片化困境，科研资源分散于不同体系难以形成合力。

外部竞争的倒逼，更让美国科研体系的内生矛盾愈发凸显。2010-2020年间，FDA批准的新药数量年均增速不足3%，科研产出效率持续下滑；半导体领域虽手握高端设计工具，但制造环节高度依赖东亚产能，导致对华技术封锁陷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尴尬。

更核心的问题是“投入产出倒挂”现象严重：科研人员数量逐年翻倍，成果增速却下降30%；即便是手握全球最大规模科研数据资源的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也因“数据孤岛”问题无法充分转化创新动力，拖累诸多项目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创世纪计划并非特朗普政府的全新构想，而是源自2025年7月白宫发布的《美国AI行动计划》的细化与延伸。

该计划曾明确提出，全美AI领域要“消除创新障碍、减少对外依赖、释放科学力量”，而创世纪计划正是将其中“投资AI赋能科学研究”的核心设想转化为可落地的具体行动。

与此同时，彼得·蒂尔等硅谷资本大佬提出的“创造性垄断”理念，与特朗普政府的强权逻辑不谋而合。

蒂尔主张企业应通过根本性创新开辟全新领域，而非在现有市场同质化竞争，这一理念延伸到国家层面，便是试图以国家力量打破资源分散壁垒，将联邦数据、超算资源与科技巨头技术能力深度捆绑，重构AI时代的创新体系。

可以说，特朗普为计划冠名为“创世纪”，既体现了极高期待，也暗含通过技术重构世界规则的野心。

但宏大战略愿景终究需要具体落地框架支撑，尤其是作为一项需整合100PB联邦数据、调动4万名科研人员、联动17个国家实验室与数十家科技巨头的“超级计划”，若缺乏清晰的架构设计、明确的权责划分和紧凑的推进节奏，一切都将沦为空谈。

因此，规划针对性的核心架构、权责分配与推进细节体系，成为美国重构AI时代创新格局的关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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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计划的落地蓝图

为实现“重构AI创新体系”的目标，创世纪计划搭建了以“美国科学与安全平台”（American Science and Security Platform）为核心的实施架构。

从性质上看，这项任务的紧迫性与雄心堪比当年的“曼哈顿计划”，核心思路是汇集美国国家实验室超算的强大算力与顶尖科学家智慧，彻底变革科学研究的开展方式。

根据行政令规划，平台将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整合提供六大核心支撑——高性能计算资源、AI建模与分析框架、计算工具、特定领域基础模型、安全数据集访问权限及实验与生产工具，为计划推进筑牢技术基石。

核心资源整合则聚焦四个关键维度，确保要素高效协同：一是联邦科学数据集整合，汇集能源部、气象局、生物实验室等数十年积累的100PB以上高质量数据，按“开放科研、专有项目、国家安全”三类分层管理，兼顾科研自由与安全需求；二是超级计算集群搭建，整合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前沿”“极光”等超算资源、云端AI算力池及行业合作伙伴资源，足以支撑大规模模型训练、模拟与推理；三是AI智能体系统，通过自动化程序承担文献分析、假设提出、实验设计等全流程工作，验证新假设、自动化研究流程并加速科学突破；四是机器人实验室网络，结合自动化实验设备与3D打印技术，打造“无人化科研”生态，实现自主及AI增强型实验与制造。

组织架构上，行政令明确了清晰的权责划分：能源部长（DOE）负责在部内实施任务、设定优先事项、整合资源，并指定高级政治任命官员监督日常运作；总统科学技术助理（APST）负责总体领导，通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协调各参与部门与机构，确保任务与国家目标一致。

据公开报道，能源部副部长达里奥·吉尔（Dario Gil）将以“创世纪任务”主任身份领导计划，可调动17个国家实验室、工业界及学术界力量共建综合性数据平台。

平台建成后，将连接全球顶尖超算、人工智能系统、下一代量子系统及美国最先进科学仪器，成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复杂、最强大的科学仪器。

为加快推进，美国设定了极为紧凑的时间表，充分体现“任务导向”的高效思路：项目启动后60天内确定20项国家级科技挑战；90天内完成计算、存储与网络资源盘点；120天内明确初始数据与模型资产并完成优化；240天内筛选具备AI自动化研究能力的实验室；270天内展示至少一项挑战的初始运行能力，此后每年更新挑战清单。

此外，计划精准聚焦全球产业链核心节点，严格遵循《国家科学技术备忘录第2号》的六大优先领域，包括先进制造、生物技术、关键矿产/材料、核裂变与核聚变能源、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与微电子。

政企协同与盟友联动则是计划落地的重要支撑，其行政令已明确提出将大幅增加AI开发领域的公私合作，并在研发协议、用户设施伙伴关系等领域与外部实体深度融合。

目前，英伟达、OpenAI、谷歌、戴尔等24家科技巨头已明确参与，其中英伟达将与能源部合作开发七台AI超级计算机，甲骨文负责数据平台搭建，亚马逊更承诺投入500亿美元建设支持政府机构的AI和超算基础设施；沙特主权基金等盟友资本也通过“阿拉伯半岛AI超算走廊”注入资金，形成“美国主导、盟友参与”的技术生态。

从战略价值来看，创世纪计划已超越单一技术突破范畴，成为美国重构全球科技产业权力结构、巩固技术主导地位与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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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格局的重构信号

创世纪计划的核心目标，是通过AI全面赋能科学研究与产业体系，重塑全球科技权力结构，巩固美国的技术主导地位与全球战略领导力。

因此，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科研范式变革只是表象，深层意图在于让制造业、能源等传统产业重掌全球定价权，系统性破解国内产业空心化、创新效率放缓等发展困境。

这一逻辑与彼得·蒂尔倡导的“价值网络构建”一脉相承，本质都是通过跨领域协同形成难以替代的垄断优势。

对美国自身而言，计划若顺利推进将带来多重益处：一是科研效率实现革命性提升，推动研发模式从“人类主导、机器辅助”转向“AI主导、人类监督”；二是AI赋能制造业、能源等关键产业，有望系统性增强产业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附加值就业；三是技术优势直接强化国家安全能力，形成“科技-经济-安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放到全球格局来看，计划的影响更为深远复杂。

其核心策略是构建美国主导、盟友参与的排他性技术生态，并设立严格“准入壁垒”——唯有加入联盟才能获得核心算力与数据支持，反之则可能面临技术封锁或边缘化风险。这种“选择性开放”无疑将加剧全球科技领域的阵营化趋势，让竞争从技术层面延伸至阵营博弈层面。

与此同时，美国试图将其主导的技术标准强行转化为全球通用规则，牢牢掌控AI时代话语权，这一逻辑与历史上主导核秩序的做法如出一辙。

正如英国智库专家基根·麦克布莱德所言，“这不仅是技术竞赛，更是美国向世界宣告未来全球科技格局由其塑造的强烈信号。”

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持续聚焦高端芯片设计、基础模型研发等价值链顶端，并将中低端制造环节向盟友转移，从而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

而这种“创造性垄断”模式通过构筑高技术壁垒，也固化了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让其他国家难以超越，始终占据利润最丰厚的部分。

事实上，资本市场已发出了相关信号。近年来半导体、AI算力等领域股价持续走高，并非完全基于短期业绩，更多反映了资本对长期垄断利润的看好。比如摩根大通等机构不断调整投资组合加大相关配置，就显示出资本市场对其浓厚兴趣。

然而，这种以霸权逻辑和排他性联盟为基础的推进模式，也埋下诸多不确定性。

如创世纪计划进展不及预期，相关高估值资产可能面临震荡；技术封锁导致的全球产业链割裂，还可能引发新的经济风险，增加了整个计划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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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推进的多重挑战

尽管创世纪计划展现了美国重塑科技霸权的宏大雄心，但自身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使其推进路径充满不确定性。

与二战时期美国可集中全国资源、不受多重掣肘的“曼哈顿计划”不同，如今的创世纪计划面临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生态。

“曼哈顿计划”诞生于战争硝烟中，以纳粹德国为明确单一的对手，美国联合盟友在高度保密的封闭环境下推进这一“决战型”工程，竞争目标直白聚焦：抢先实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突破，扭转战争局势。

而创世纪计划所处的，是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多极竞争格局成型，技术开源成为趋势，创新网络交织联动，技术、人才与资本的全球流动，让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绝对技术垄断。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更是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强大科研能力和庞大市场的全面竞争者，竞争领域也超越单一武器，覆盖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从硬件到软件的整个人工智能技术栈。

因此，即便这是一场“战役”，也将是面向未来的“持久战”，首当其冲的便是资金保障机制的不稳定性。

当前美国联邦债务高企、两党政治极化，计划所需的超千亿美元天量资金高度依赖国会持续拨款。而随着财政纪律收紧与选举周期叠加，预算审批极易陷入僵局，资金延迟到账或金额缩水的政治风险显著上升。

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一边推动大规模科研投入，一边却在2026财年预算中提议削减能源部35亿美元经费、撤销多项清洁能源补助，连民主党议员都质疑计划的可行性。

资金之外，计划依赖的“公私合作”模式本身也存在现实矛盾。

由于美国政府追求5-10年的长期战略突破，而参与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必须回应资本市场的短期回报压力。这也使得双方在投资周期、知识产权分配及商业利益共享等关键问题上有着天然矛盾，极易动摇合作基础，影响计划推进的连贯性。

更关键的是，来自能源与基础设施构成物理层面的硬约束。比如大规模AI算力集群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设施，而美国老化的电网系统远跟不上扩张速度。

行业预测显示，到2030年AI数据中心耗电量可能占全美用电量的8%-10%，此前得州超算中心因电网过载停机的案例已预示，若电网得不到升级，不仅会影响算力部署节奏，还可能推高商业电价、增加运营成本，限制计划推进速度。

数据治理的复杂性同样不容忽视。计划需整合跨越国防、医疗、能源等敏感领域的海量联邦数据，这使其在“开放共享”与国家安全、商业机密及个人隐私保护之间陷入难以调和的矛盾。

尽管计划有着清晰的分层管理框架，但大规模数据汇流必然伴随难以根除的泄露与滥用风险。同时，美国各联邦部门数据库标准不一、质量参差不齐，长期存在的“数据孤岛”问题，与计划快速见效的目标严重不匹配。

国际层面，美国的“小圈子”策略与全球社会对包容性治理框架的普遍期待存在明显温差，这不仅可能削弱其道义号召力，还可能引发部分盟友在技术标准采纳、数据共享等方面的保留态度，影响全球协同效应发挥。

此外，高科技人才供给是制约计划持续落地的长期瓶颈。作为跨学科高科技项目，计划的成功极度依赖既精通AI技术又深谙特定科学领域的复合型精英，这类人才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稀缺。

更严峻的是，美国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传统优势，正受到签证政策波动、大学研究经费不确定性等因素冲击，技术时间表面临严峻挑战，可能导致部分核心任务无法按时推进。

正因如此，资金、能源、数据、人才四大瓶颈相互交织、彼此影响，使得规模庞大的创世纪计划注定是一场充满博弈与变数的漫长过程。

可不管怎么说，面对美国抛出的这场面向未来的AI战略，中国如何在体系化对抗中找准定位、构建自主开放的创新生态，已成为当下最关键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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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中构建自主开放生态

客观而言，面对创世纪计划引领的全球科技体系化竞争新态势，中国的核心应对逻辑绝非被动跟风或镜像对抗，而是应立足自身发展禀赋，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前提下，走出一条“自主可控为基、开放合作为翼”的差异化路径，在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中筑牢创新生态的核心竞争力。

事实上，中国早已看清科技竞争趋势并提前布局，并非被动防守而是有攻有守。

当前，中国在AI应用场景广度、全产业链完整度及数字基建推进速度上优势突出，将市场优势转化为创新动能，是应对竞争的关键抓手。

与美国“堆资源”的技术路径不同，中国选择了更高效的发展路径，在有限算力条件下实现技术性能提升，据斯坦福大学数据，中美顶尖AI模型性能差距已缩小至几乎持平。

这种优势之下，中国应继续聚焦智能制造、智慧能源、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打造全球示范效应的标杆应用——尤其通过工业质检的AI算法优化带动高端传感器研发，通过新药研发的智能模拟反哺生物计算模型升级，形成“场景需求牵引技术攻关、产业升级反哺研发投入”的良性循环。

这种应用驱动的创新模式，相比单纯基础平台搭建，可更快形成商业闭环，吸引多元资本参与，让创新效能在市场检验中持续放大。

聚焦核心优势的同时，长期主义的基础研究投入才是创新生态的“压舱石”。

核心技术突破从来都没有捷径，中国必须在AI计算架构、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及科学智能基础模型等关键环节，建立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摒弃短期功利导向。

尤其在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卡脖子”领域，更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产学研资源集中突破；同时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公平竞争环境、鼓励风险投资等市场化手段，为中小企业留足创新空间，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多层联动的产业格局，避免创新体系僵化垄断，保持生态的多样性与生命力。

不仅如此，创新也离不开人才支撑，我们还必须坚持“自主培养”与“全球汇聚”双轮驱动。

一方面，加快教育改革，调整学科设置，强化AI与理工、生物医药等领域的跨学科融合教学，批量培育既懂技术又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持续营造世界级科研环境，通过开放的学术氛围、有竞争力的发展平台和宽松的创新政策，吸引全球顶尖智慧为我所用。

锐意进取的同时，稳健的风险防控体系更是不可或缺的“安全网”。

中国应加快建立符合国情、与国际接轨的AI监管框架，既不扼杀创新活力，又能有效防范技术滥用风险；在完善数据安全与跨境流动管理制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同时，筑牢国家安全与公民隐私屏障；此外，加强供应链安全管理，通过技术攻关与多元合作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自主可控水平，从容应对外部技术封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也具备精准的反制能力，2025年5月，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端芯片设计软件禁令，仅一个月后便因中国宣布对镝、铽等关键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而撤销。

没办法，中国控制着全球近80%的稀土精炼产能，而稀土是制造芯片、新能源设备的核心材料，这种精准反制让美国不得不妥协。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真正的科技竞争力从来不是靠封闭垄断得来的，而是源于开放的生态、持续的学习能力与市场的深度融合。

面对创世纪计划引发的全球科技格局重构，中国的选择从来不是复制他人蓝图，而是激活自身场景、市场与人才蕴含的系统性创新活力。

如何在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既筑牢安全底线，又保持开放姿态，将是我们面对“创世纪”级别挑战时必须持续探索的战略性命题。